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5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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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篇没有贴出去的文章
据白睿文回忆，2020年4月——他说是4月中旬前后，大概6日到8日之间——《武汉日记》将在美国和欧洲出版的消息突然出现在网络上，包括亚马逊等网络书店。此后几百上千人开始攻击方方，也攻击他这个译者。按他的说法，阴谋论一夜之间涌了出来：他是美国间谍；他和方方合伙制造假证据伤害中国；书根本不是方方写的，他才是主笔，背后是美国情报机构配的团队。
他的第一反应是反击。他写好一篇文章，准备贴到微博上把事情说清楚。贴出去之前他先问了方方——据他描述，他每一个举动首先想到的都是不要给方方增加伤害。方方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
“你千万不要贴出来，他们已经冲我来了，你这样一站出来，你就也变成了他们一个主要目标，所以你千万不要站出来，其实他们最希望的就是你站出来说真相。”
据白睿文转述，方方接着说，还是让她来，因为她懂中国内地的整个新闻媒体如何操作。那篇文章最终没有贴出去。五年后，他在这次访谈里仍然回到这个决定：“其实我一直到现在还是有点后悔没有把那个文章贴出来，但是我还是尊重方方老师的意思。”
这场谈话真正摆出的不是一场网络攻击有多凶，而是一个更难的问题：当对责任的追问被成功地转移出去，当提出追问的作家从此在国内无法出版、连名字都不许出现，写作和记录还能为历史做什么。白睿文的回答很具体——把方方的旧小说一本一本译成英文。据他说，《软埋》英译本在2025年初出版。
追责怎样被转移到海外
白睿文把这场风波放回2020年的中美关系里。据他分析，当时川普总统不断批评中国、发动贸易战，美国官方的一些论述带着强烈敌意；方方的日记恰好出现在这个背景下，翻译它的偏偏是一个美国人，于是很多人把它放进中美关系的框架里读。他说自己其实是最不爱国的一个人；袁莉当场接了一句，说他整天都在批评美国政府。
在他看来，日记真正的分量不在于它批评了什么，而在于它可能带动多少人一起提问。他把它形容成方方写给武汉老百姓的一封情书，同时指出日记里偶尔有尖锐的话，尤其是追责：谁犯了错误，哪些官员该道歉或辞职。如果不只是方方一个人，而是她的几百万读者都要求追责，这对某些当权者多少构成威胁。
他的判断是，这股压力最后被引向了别处。“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问题转移，成功的把大家的注意力从内地正在发生的灾难转移到海外。这样他们就可以骂美国，他们有了一些公敌，一些可以骂的对象。”那段时间人们关在家里，焦虑、愤怒又担心生计，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本来这个对象是本地的、官方的，最后换成了美国、方方和他。
转移是怎么完成的？他描述了一个几乎同步的过程：微博上的个人账号和大V先动，环球时报和官方媒体跟上，还有政治漫画和大量文章，论述一模一样。“你会发现他们都说的话完全一样，好像都在念台词，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可疑。”他由此推断背后有人组织，但没有把话说满：宣传机器一旦启动，普通网民看了也会跟着重复，哪些声音是自发的、哪些是被组织的，就难以分辨了。
他更在意的是另一半：支持方方的声音被抹掉，普通网民看不到另一面。“所以我发现，可能很多普通网民都是井底之蛙，他们只看到这个世界的一面，完全没有机会看到另一面，因为我们无法发声。”他随即把这句话调转过来对着自己说——如果当时他生活在中国、是个普通网民，也许他也会在骂方方。
至于为什么是抹黑而不是消音，他的解释是李文亮的先例：方方有几百万粉丝，让她直接消失行不通，又不能让她变成李文亮那样被官方评价反转的烈士，剩下的方案就是制造假信息，把她从英雄变成敌人。他认为这个方案残酷，却做得成功——后来不断有人对他说，自己没看过《武汉日记》，只看过网上的评论，很好奇他为什么要翻译这么一本书。
代价落在别人身上。他说，一些知识分子从此不敢接受海外媒体专访；有人因为他译过《武汉日记》，怕被牵连，主动离他远一点。袁莉补充说，递刀子这个说法正是在《武汉日记》之后流行起来的，此后中国人接受外媒采访会被认为是在递刀子——她把这称作媒体人的观察。白睿文同意这多少像一个分水岭。
让一个作家重新被读到
节目录制时，白睿文说他几乎天天和方方联络。据他描述，自《武汉日记》之后，方方在国内一路无法发表作品，没有官方媒体、期刊或报纸愿意采访她，名字都不允许出现，旧作也无法再版。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这等于失去了跟国内读者对话的通道。
他说自己反复想过还能为她做什么，结论是继续做翻译：如果她无法在中国跟人交流，至少可以让海外的人看到她的作品。让他难过的还有一件事——很多人想到方方先想到《武汉日记》和那些攻击，而那不过是她创作的冰山一角，她首先是一个小说家。
“这就是为什么我这几年那么努力地翻译她的小说。就是还给她一个公道，也想还原她在文学领域的价值，让更多人了解方方身为作家是什么样的一个作家。”袁莉说，她从八十年代十几岁起就读方方的小说长大，《武汉日记》与那些小说没有关系。
《软埋》其实是他最早动手的一部。据他回忆，一位与方方共同的朋友推荐了这本书；他此前译过余华的《活着》、王安忆的《长恨歌》，都是以现当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软埋》正好落在他的口味上。他说自己大约2018年开始翻译，中途疫情发生，他发短信给方方，说不如先译日记；后来找出版社又花了几年。
《奔跑的火光》则是他请方方推荐之后选的。他注意到三本书类型完全不同，却共享一个题目：《武汉日记》是疫情的创伤，《软埋》是土改带来的历史创伤，《奔跑的火光》是家暴的创伤。“方方从来没有把它们当做一个三部曲，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它有点像方方的一个创伤的三部曲。”这个说法的归属，他自己划得很清楚。
软埋为什么不能被认作错误
袁莉在节目里念了方方在《软埋》后记中对书名的解释：人死之后没有棺材护身，肉体直接藏于泥土，是一种软埋；而一个活着的人若决绝地屏蔽过去、封存来处、拒绝回忆，也是被时间软埋，一旦软埋，或许生生世世，永无人知。白睿文说英文版的处理和中文版一样：soft burial 对英文读者同样陌生，他索性保留这层悬念，让读者自己走进去。他也照中文版的做法为英译本加了一个后记，把方方解释书名的这段文字译成英文放在书的后面。
难处不只在一个词。袁莉指出，《软埋》写得非常隐晦，读者若对土改缺乏了解，读完可能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官方宣传里，土改是一件正面的事，地主是周扒皮、刘文彩那样的坏人，农民终于耕者有其田。她于是问他，土改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
他拒绝了这个角色。他要扮演的不是解释历史的人，而是忠于原作；土改在小说里若隐若现，小说不是教科书，读者看到的是这场运动给具体的人带来什么冲击，而且几十年过去，他们的子孙也好像仍生活在运动的阴影之下。在他看来，这本小说的另一个作用是打破刻板印象：几代人对土改的印象来自《金光大道》《暴风骤雨》，想到土改就想到南霸天、万恶的地主，人物平面得像卡通；方方要说的是，他们也是人。
而这正是这本书难以被容下的地方。白睿文提醒，从反右到大跃进再到文革，很大比例的政治运动已被历史否定，人们如今会用批评的态度看待；土改却不同，它在解放之前就已开始，是一段基础性的历史。“如果土改也是个历史错误，那还有什么？”
他同时替方方划了一条线：她本人并没有要用这本小说反对土改运动，没有那么大的意图，她做的是写出经历过土改的人日后的遭遇，让人对那段历史提出疑问。对于批评者说这本书否定了土改，他的回应是，一本小说不可能否定整个一个历史事件，它没那么大胆。袁莉则补充说，方方讲过，《软埋》虽然被禁，却引发很多人去了解土改；她自己读过谭松写的川东土改口述史《血红的土地》，按她的描述，真实的土改比小说里写的还要残忍很多。
明哲保身：从武汉到洛杉矶
小说里，丁子桃失忆了，她的丈夫吴医生和儿子吴青林都在回避那段历史。袁莉把这个选择推到更大的范围：中国人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公共讨论却非常少，连疫情里的苦难也很快没人愿意再想起。白睿文的解释是一种延续几十年的人生哲学——明哲保身，不谈国事：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谈了没有好处，只会造成麻烦，父辈于是告诉孩子最好不要谈。结果是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土改、大跃进、文革、六四，或者只知道官方的说法。
谈到这里，他把同一把尺子转向了美国。他说自己前几天写了一篇关于明哲保身的散文，写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多年来他带国际留学生，一直希望他们敢讲、敢批评、敢反思，这是美国言论自由重要的立场。“没想到我前两天还发短信给我的一部分研究生，请他们明哲保身。”他给出的理由是，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取消一些国际留学生的签证，原因是他们对中东问题或美国政治局面发表了意见，有人因此受到谴责甚至被遣送回国。
他的判断相当重：“美国政府表面上一直动不动在批评中国，把中国当作最大的敌人，其实它在骨子里做的事情、采取的很多行动，其实跟中国在文革期间，跟老毛那个年代完全一样。”袁莉说性质上确实很像，她也写过一篇关于美国文革的文章，但她当场加了限定：事情不会那么惨烈，没有那些暴力，相像的是表象。这个限定值得原样保留。
白睿文接着补了一层：《软埋》里的人物之所以那样选择，正是因为他们完全接受了明哲保身；而方方写《武汉日记》、写这本小说，做的恰恰是见证和记录。人物的决定与作者的决定并不一致，所以在他看来，方方对那套哲学是有一点批评的。
他也不认为追责只是中国的问题。据他所知，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武汉有官员辞职、道歉，被免职的可能有六七个甚至更多；而美国政府一错再错，他没有看到一个官员为疫情期间的错误负责。这个对比出自他的观察，节目里没有给出统计口径。
袁莉在这里念了《软埋》中一位大学老师对丁子桃儿子说的一段话，按她的转述，那位老师自己的选择是写一本书记录下来：“人生有很多选择，有的人选择好死，有的人选择苟活，有的人选择牢记一切，有的人选择遗忘所有。没有哪一种选择百分之百正确，只有哪一种更适合自己。”接着是更硬的一句：“你不需要真相，但历史却需要真相。”这句写在书里的话，把谈话推向了下一个问题：如果历史需要真相，今天还有多少人在写，写了又能不能拿出来。
抽屉、读者、机器与建设性的工作
袁莉问，八九十年代乃至〇〇年代还有不少反映社会创伤的小说和电影，最近这些年为什么少了。白睿文说还是有人在写，只是很多无法发表；这几年论述的空间一直在缩小，二十年前可以碰的题材现在不敢碰。他说，有些相当有知名度、并非异议人士的作家写信问他，能不能介绍台湾的出版社，或者能不能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他借用了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介绍过的一个说法：大约五十到七十年代，好几代知识分子写了东西无法出版，就先放进抽屉，等改革开放以后再拿出来。“我觉得我们有点回到抽屉文学的状态，好多创作人可能还在写，但是暂时是无法发表，无法出版了。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也许会有一个黄金时代，好多这些作品都会被挖出来，突然跟读者见面。”
代价是怎样被记住的，他用电影举了例子：九十年代初，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都拍过直面历史的片子，其中田壮壮拍完之后有十年无法拍电影，此后再没有人敢碰文革、大跃进那段历史。他把这与方方的处境放在一起——同样是杀鸡儆猴，教训被很多人吸收了。
不过，在谈到一部以中国农村为背景的小说能不能被海外读者关心时，他自己给这些障碍重新排了一次序，排在前面的并不是审查。“前面我们讲了很多政治方面的问题，但其实除了政治的挑战或者审查方面的挑战。另外一个也许更大的挑战是年轻人越来越不看小说了，他们看短信，短剧。”这句限定直接压在文章的结论上：即使一本书被译出来、印出来，愿意读它的人正在减少。
他没有把这句话说成放弃的理由。据他所说，年轻人已经没有时间静下来看一部两三百页、四百页的长篇，这在他看来非常悲哀；但怎么办呢，放弃吗？他给自己的回答是不，只能逆流而上，继续做好该做的工作，希望还有人愿意花时间走进丁子桃的世界。
到了人工智能，问题又从有没有人读，变成还需不需要人来做。他说自己担心再过一两年就没饭吃：他译过一部实验性的台湾小说《余生》，断续花了十五年；同样的小说放进ChatGPT，几秒钟就有译本，品质还在变好。“我越来越会想，我的半个人生是否还要花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去做一个机器可以做的一样好的工作。我暂时还是在做。”
他也没有靠文学不一样来安慰自己。他仍然认为文学需要判断，而机器的判断他不敢相信；但他给出的应对是一次具体的选择——前一阵他译了韩松的《医院》《驱魔》《亡灵》，部分原因就是估计AI译不出来，而这套小说的反面人物本身就是一个控制着整个世界的AI。
访谈最后，袁莉问他，遭遇网暴这件事有没有影响他对中国或者中国人的看法。他先讲了那几年是怎么过的。据他描述，那场风暴之后，死亡威胁和恐吓信件持续了两年半甚至三年，几乎天天都有；他有时讲给妻子听，到某个阶段觉得自己变成了祥林嫂，一直重复同样的故事，后来就不讲了。他说不讲并不等于没有影响。
另一面他也记着。在白纸运动之后，以及柴静去年对他做的一次专访播出之后，他会突然收到好几百甚至好几千封支持者来信，有人向他道歉，有人说自己本来只看到官方那一套。但他的回答没有停在这里：“但是对我来说，我对中国老百姓的看法没有很大的改变。我知道背后很多是被控制的，被阻止的。”那个限定词是答案本身的一部分：支持的来信让他觉得温暖，但他给出的是一个带限定的回答，而不是说自己对中国老百姓的看法已经改变。
疫情之后他一直没有机会再去中国，收到的几次邀请又临时被取消，他说自己也不知道现在处在什么位置。能控制的只剩下手上的工作。那篇为自己辩白的文章始终没有贴出去，他至今说有点后悔；而他此后做的，是把方方在国内出不来的小说一本一本译成英文。
“其实当年批评我，批评方方的那一群人，基本上都是在做破坏性的工作。我的选择是避开那些，尽量做建设性的工作，多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人生那么短暂，尽量抓紧时间多做一些有建设性的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