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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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香港读完硕士回来后，Boris又找到一家还不错的上市公司，对方要把他派去一个政务单位。据他描述，那家政务单位的一些领导也对他进行了面试，还有政治审查，他都通过了，合同也签好了。就在这时，那个政府单位的大领导看过他的资料，派手下人来传话。
他回忆，对方的说法是他“学历有问题”。他愣住了，说自己的学历是合法的。后来公司向他转达的解释是：用人单位的领导觉得有境外学历的人不太安全，希望找一个境内学历的人。公司没法替他调岗，最后解除了劳动合同，并建议他最好不要索赔，以免背景调查上留下污点。
被否掉的这一栏，正是他花六年积蓄补上的。据他回忆，此前他在内容行业做了六年，半年内有三次是在通过笔试、面试之后，卡在提交入职材料的最后一步被以学历太低退回，其中一家还说，像他这个学历一开始就不该对他发起面试。他辞职去香港自费读硕士，就是为了补这个坑。
这段经历出现在不明白播客第157期节目里。这一期，三位自称“小镇做题家”的90后讲述了各自的经历：一个下岗工人家庭的孩子专升本、工作、再读硕士；一个国企工人家庭的孩子从中国西部考到外省，又去日本读博；一个农民工家庭的孩子考进211，毕业三年换了三份工作。三个人都把书读完了。这场谈话留下的问题因此不是就业难，而是：家庭的经济条件在哪一步、以什么方式进入了他们的人生。
九个月，339份简历
Boris手里有两段可以对照的求职记录。2016年他从一所民办大学专升本毕业，只投了六七份简历就有三家回复，起薪接近4500元，一年后翻倍到将近9000元。八年后他带着香港的硕士学位回来，据他描述，绝大部分岗位开出的薪水与2016年差别不大：本科四五千，研究生应届六七千。
回复速度也变了，不过他给出的基准不是2016年。他说2022年辞职之前已经试着找过工作，那时互联网大厂还有些活力，简历投过去最短半天、最长三个工作日就有回应；而现在基本要一周以后才有初步结论。
2023年11月毕业时，他本想以应届生身份再走一次校园招聘，却发现许多优质岗位对应届生设了年龄上限。走社招进的第一家单位，二十几个社招人员共用一张饭卡，只有校招职工有权在单位就餐。让他一个月后离开的还有另一种他说正在流行的做法：“你要先给这个用人单位无偿工作几个月，他觉得你能力胜任了才会跟你签合同，位于一线城市的单位，要无偿工作这么久，那最后能留下来的都是家庭条件还可以的。”门槛不在能力那一侧，而在能不能撑住几个月没有收入。
第二家是一家做新能源的上市企业。据他描述，他入职后两个月一笔薪水都没拿到，直到五月底才领到二、三月的工资；他说有的朋友被欠了六个月。第三家就是那份合同。
七月一日起他进入海投状态。他说自己专门查过数据：一共投出339份简历，得到四十四个回应，其中三十个集中在杭州，最多的一周面试了十二场。面试里反复出现的问题与岗位无关：有没有编制；父母是干什么的——对方说这很重要，是社会地位的体现。最让他措手不及的是另一种考察：“再来一个让我比较震惊的就是服从性测试。他说你在香港上学，会不会把西方那套什么平等、平权、多元的理念带到职场里面来，我当时整个人都傻掉了。”
从毕业到入职一家相对稳定的单位，前后将近九个月。他算过一笔账：如果这九个月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这一年的结局可能比零零散散地上班更好。他最终的年薪是23.6万元。
问他后不后悔去香港，他说不后悔，只是遗憾。他把这件事往回追，追到了1999年，和每月三块钱。
三块钱的短信，和一辆出租车
Boris的父母都是国有企业改制之后的下岗工人。据他回忆，1999年他五六岁时家里出了这件事。此后父亲一直开出租车，母亲短暂当过售货员，很快被辞退，之后再没有工作。按他自己的叙述框架，父母成长于读书无用的年代，很快当上工人贵族，又在他归于朱镕基主导的大规模国企重组之后下岗。
家里的紧张不是以事件的方式落到他身上的，而是以每月三块钱的方式。他记得学校有一项服务，每月一到三元，老师有通知就群发短信到家长手机上；母亲觉得可有可无，取消了订阅。于是每次上课老师让大家把东西拿出来，他都会突然懵掉，只能向同学借或者合用。他把这条链条一环一环讲了下来：“它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每一次都错失参与实践和互动的机会，久而久之，我的成绩在下降，同学厌烦我，我的成绩不好，老师就会批评我，老师批评我之后，我肯定也不高兴。”
由此他得到一个更一般的判断：“很多东西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人，它不是以年为单位，而是以天为单位，日积月累发生的。”对父亲他没有责备。他说父亲没有文化，想跑赢通胀就只能不停给自己增压提高劳动收入；结果是没能好好陪伴他，收入终究赶不上通胀，健康严重恶化。他把这笔账记在更大的名目下：“我觉得所谓改革的代价都是我们每一次家庭之间的争吵承担、消化的。”
同样的差额在另外两个人的记述里换了形状。梁同学出生在中国西部一个工业省份的国企工人家庭。初二初三时他发现，自己的数学老师在私下开课，课上不讲的内容放到课后讲，课后要付钱；他没有跟父母提，选择自学。到了高中的重点班，他第一次听说请外教这回事——老师当着全班说，某某同学的父母都给他请了外教，你们要想想怎么赶上他。他后来知道那位同学的父母是老师；据他观察，重点班里不少同学的父母就在教育体系里工作，知道怎么给孩子创造优势。
Josh的童年在南方农村。据他描述，上小学前他要帮家里做简单农活；上小学后家里开始做小本买卖，而直到初中，他的整个寒暑假都要给父母的牛仔裤生意做加工：用胶枪粘纽扣，把裁好的布叠起来，偶尔用机器踩裤边。主持人向他核对，他十三四岁时就在做这项工作，他说他和姐姐都要做；按他的说法，到高中之后他才不需要再帮家里负担这些。他记得的另一件事更小，也更持久：“小学的时候，班上会有很多捐款或者学杂费，我每次都是全班最后一个交的人。老师需要每一次在课堂上点我的名，说我没有交钱。”
窗口期：知道得晚就等于没有
梁同学跨省考进一所很好的理工科大学，最大的挑战出现在进校之后：不知道该做什么。做题家习惯于拿到题目、琢磨透、换来高分；但大学里要弄懂老师的偏好，要找学长打听方向，这些都要靠社交。“我们从小就在这样一种体制中长大，我们不会认为社交有什么意义，我们被赋予的唯一意义就是做题，做出更好的成绩。”同样的迷茫，他说在几位考进清华北大的同学那里也听到过。
他的室友里有一位的父亲是某个市的市委书记；另一位，他的原话是“可能是当地一所大学的院长”——这句推测他自己带了“可能”，也没说清指的是同学本人还是其父母。让他震惊的不只是背景差距，还有对方的准备动作：一进大学就知道要入党、要进学生会，学生职务本身没干什么，但相当于经验积累；有人大一就开始经营GPA，有人立刻学第二外语。这些动作的意义他当时看不出来。
真正让他偏离原有轨道的是一次偶然获得的信息。他很早就想去日本，问过中介，对方开价两万元，他当场放弃。大二时他遇到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学长：“他告诉我可以自己DIY，不用花这2万。我当时觉得世界向我敞开，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些东西。”此前他能做的准备只有压缩自己：大二基本只吃食堂，做家教在家乡每小时四十元、在大城市六七十元，还在学校医院整理文书，毕业时攒下四五万元。到日本后他申请到了奖学金，那笔钱按日本标准不算高，却因为他早已养成低消费习惯，覆盖了整个硕士阶段。
他把这套经验归结成一个词：窗口期。“如果你的家庭经济背景条件好，你还可以弥补窗口期的不足。但是如果你家庭经济背景不好，你实际上就只能白白的错过很多机会，后面就发现自己没有选项。”一个人知道得早还是晚，本身就是家庭条件的一部分。
Boris描述的是同一件事的另一端。他回忆2010年自己上高中时中国才开始有3G网络，自主招生这类渠道的信息基本靠他一个人搜集。而在今天的就业市场上，按他的观察，这点容错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不少地方的年龄门槛已经不是三十五岁而是三十岁，只面向应届生的岗位对硕士普遍卡到二十六岁——这意味着必须一次考上、不复读、本科不耽误、研究生接着读。简历上出现两三个月空窗，面试官就会不高兴，要他汇报这几个月干什么去了，用他的话说，“像罪犯一样”。
努力能解释多少：一场关于学费的算术
主持人袁莉向两位讲述者提到了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的蒋雨融和围绕她的争议——她强调自己走到那一天主要靠自己的努力，跟家庭背景没什么关系。袁莉在提问时列出了她的求学路径：去英国上高中有奖学金，转学到美国读杜克大学本科，后来又上哈佛的肯尼迪学院。
Boris的回答是一道算术题。他也拿到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录取，没有去，最核心的原因是学费：社科专业算便宜的，加上生活费大约需要六十万元人民币，他拿不出来。他说六十万甚至不够哈佛肯尼迪学院一年的学费，而那是两年制。
梁同学给出的是另一种算法，不过他的前提在节目里先被更正了一次。他开口时把这段路径说成“能够去美国读博士”，并据此推断她的家庭“起码也是中产”；袁莉当即插话：“她上的是硕士，不好意思。”他随后改口，“对，那她上了硕士，其实就已经很花钱了”，结论没有变——像他这样的家庭，问题不只是付不起，而是“没有那样的风险偏好愿意贷款来上这样的一个项目”，一个普通家庭不敢做这样的权衡。两人说的都是推断，节目没有核实她的家庭情况。
被问到个人努力和时代红利各占多少时，Boris几乎把功劳全让了出去。他把自己的上升主要挂在宏观形势上：毕业时赶上中国经济增速的尾巴，杭州办G20，企业承接大量项目。他还主动提到他称为“性别的红利”的东西——他回忆第二份工作的面试名单上只有他一个男性，那个岗位空缺是因为连续两位女性怀孕离岗，他由此推测岗位倾向于要男性。这是他的推测，不是用人单位的说法。
梁同学走到了相反的结论。他承认不公平的感觉很强烈：付出那么多努力，最后发现有些事对别人要简单得多。但他没有停在自卑上：“我一开始觉得有些自卑，但是后来我意识到假如给我他们的家庭的家庭背景，也许我会做得更好的，也许我就进哈佛了。”
两种说法方向相反，却指向同一处：家庭条件不是在终点给分，而是在起点决定了哪些选项可以被认真考虑。
三条翻身的路都在变窄
三段经历里跨度最短的是Josh的：2022年从一所211毕业，三年换了三份工作，节目中主持人提到他二十五岁。他说刚毕业时找工作很简单：专业是万金油，标注无经验的岗位特别多，一天能投很多家，HR也愿意安排线上面试。第一份工作在苏州，月薪8000元，有餐补和住房补贴，可以准点上下班。做了半年他因为迷茫辞职去考研；后来他自己复盘，说考研并不是真想考研，而是对不适应的环境的一种逃避。
父母的终极目标就是孩子上大学，之后的路径并不那么在乎；他一直没有赚钱，他们看不过眼。据他描述，父亲想花钱托亲戚给他安排工作，陆续介绍过银行、燃气公司，最后没有成；又花两万元把他送去深圳一个IT培训班，他说对他这种家里提供不了学习环境的人，那个环境是必要的。
2024年底他进了一家小公司。以下是他单方面的叙述，节目没有采访这家公司，本文也不点名企业：他说这家公司的高层全部是华为出来的一个团队，把华为的很多风气带了进来，其中有996、PUA，以及“一些可以说是职场霸凌的行为”；他还说有很多没有必要的形式主义，每天要事无巨细地写汇报，但“事实上他也并不会看”。他说转正后第二周，直属导师“又疯狂情绪输出了一天”，他当天就提了离职。
2025年再找工作，按他的描述，标注无经验的岗位少到一天就能投完，HR不再接受线上面试，一上来就问项目和经验，有一项答不上就不再回复。
他的工资是另一条曲线：2022年8000元，第二份9000元但要996，现在仍是9000元，没有任何福利。主持人指出，算上通胀和城市差别，他现在的实际收入比2022年更低；他同意，并说这三个月里市场对招新人更谨慎了。即便如此，他给自己的定位没有变：“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收入相对较高的农民工子弟。”
被问到这些挫折从哪里来时，Josh先把它归到了自己身上。他说首先当然有自己没有好好学习的原因，其次是对未来方向的不确定——不只是兴趣，而是“我对整个社会追求的东西都不是特别认可，所以我没有一个明确的动力往前进，我觉得这是我找工作有这么多挫折的主要原因”。主持人替他归纳说，他觉得这个社会太功利；他同意，随后补了一层限定：现在家里人脉资源不够广也有影响，但“回到我刚毕业的那个时期，还是自己的原因比较大”。这是他本人对自身处境的主要归因，方向与本文一路追下来的那条线相反。
对于同村人和培训班同学家里能安排工作，他的态度分成两半。他观察到，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这些资源未必是最优选择，现在却成了最稳妥的选择，资源都在同阶层之间交换；而这种安排本身也在变难，他姐姐六到八年前那样的做法今天不容易复制。至于羡慕，他说得很有条件：“这是一个更舒服的躺平姿势，我是比较羡慕的。”但那只在他自己出不去的前提下成立——如果有能力出国，他并不认同对方追求的东西。
他给这个阶层数出三条翻身的路：考公务员，再让家里其他人也进去，形成一个公务员家族；做生意，尤其是对没有高学历的人；进大企业学到核心技术，再带着技术出来找投资人合伙开公司。三条他都判定为正在变窄。他现在的目标很近：把手上这份工作做到能独当一面，同时学英语和粤语，想着哪怕出不了国，能去香港工作生活也好。他不打算结婚生育，理由是财力和心理状态都不适合抚养孩子，也认为自己给不了孩子一个好榜样。
梁同学的选择是留在日本，理由之一是那里有较好的言论自由环境。他特地算过，在日本便利店一周打五天工、每天八小时，挣的钱够他在一座较大的城市生活；他强调自己是拿“活得最差有多差”来做比较。回头看国内同一批人的出路，他的判断是一句话：“那些和我一样的小镇做题家在外面找工作基本上就是进体制，千条万条路都走到体制里去。”
谈到自己这一路，Boris先谢过主持人对“这样一个励志故事”的兴趣，接着把这个词退了回去：“我的励志故事在用人单位眼里意味着我是个残次品，是个不合格的东西。原谅我讲这么难听，因为现实比我讲的更难听。”
他没有说那个硕士白读了。他说的是：“面对一个更加不确定性的未来，我对自己是否还能再上升，说实话并没有什么信心，能稳住就已经不错了。过去的日子真的是昨日黄花，再也回不去。”开篇那份被取消的合同因此有了另一层含义：那不是一次孤立的挑剔，而是同一栏履历的两次否决——先嫌它太低，等他用六年积蓄补上，又嫌它来自境外。节目开头，袁莉说这三位讲述者都曾笃信教育改变命运。他们确实都把书读完了；剩下的分歧只在于，读完之后怎么解释没有兑现的那一部分——其中一位坚持，主要原因先在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