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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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特金说，中国军队最高机构里已经有三名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被免职，而他们表面上都是习近平的人。在不明白播客的这场长谈里，这位历史学家没有把这件事读成权力的展示。他把它读成权力的难题：一个官员在地方任职多年，能带到北京的亲信不过几十人，而他要驾驭的是由利益集团、官僚机构、军队和秘密警察组成的庞然大物。人手永远不够，于是他任命新的亲信；任命之后又发现，这些人也有自己的人脉、自己的庇护网和自己的财富。
斯蒂芬·考特金（Stephen Kotkin）是两卷本《斯大林传》的作者，正在撰写第三卷，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把斯大林当作理解共产极权的参照系，而这场谈话真正追问的不是习近平有多强，而是他的权力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失效：作为列宁主义政权的产物，有一条路他不可能走；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他又管不动那个名义上完全属于他的系统。这一期是不明白播客第一次用英文录制，下文的中文引语依据节目方发布的文字稿。
黄金标准不在死亡人数上
袁莉的第一个问题正是中国听众会问的：如果按受害者数量算，为什么最高典范是斯大林而不是毛泽东。考特金没有绕开这道算术。据他给出的估计，斯大林加上列宁，通过直接处决或政策造成的饥荒和疾病，要为约一千八百万至两千万人的死亡负责；毛泽东要负责的死亡数至少是斯大林的两倍，保守估计四千万，可能还要高得多。他同时提醒，真实数字很难知道，因为没有人统计过，都只是估算。
那为什么最高典范仍然是斯大林？他给出三个限定。第一，毛能上台是因为斯大林——他承认斯大林对中共能否在内战中胜出确实有过怀疑，但认为没有斯大林最终提供的军事支持和武器，中共不可能夺取政权。第二，毛时代的中国没有真正的军工复合体，那个规模很小的军工体系本身是苏联的衍生。
第三个限定最能说明他的兴趣所在。斯大林是一个微观管理者：苏联小说出版之前他编辑草稿，某些电影上映之前他参与剪辑，从工业产品、人员安排到意识形态，他控制整个社会的日常，而且控制了相当长的时间。毛泽东不是这样的管理者。“在我心目中，斯大林仍然是独裁者的黄金标准，尽管毛的受害者总数更多。”
这不是一场排名游戏。他真正在衡量的，是独裁者与他的国家机器之间贴合得有多紧——而这正是他随后用来看习近平的那把尺子。
半个共产主义不存在
考特金在《斯大林传》里提出过一个论点：“制度帮助创造了斯大林，而不仅仅是反过来。”第一次掌权时的斯大林还不是后来人们所知道的那个斯大林；按他的说法，是在列宁主义政权内部建立个人独裁、行使这种权力并承受其后果的经历，造就了后来的他。
同一个方法用在习近平身上时，他把话说得很谨慎：外界没有内部文件，必须对自己知识的局限保持警惕。他认为习近平最出众的才能，是向那些帮助他上位的人隐瞒自己的意图，直到后来才显露；但担任最高领导人的经历本身，很可能也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还顺手做了一个反事实推演：如果习近平在1979年掌权，看上去也许会更像邓小平。
于是，那个被反复讨论过的问题——习近平会不会是一位改革者——在他看来一开始就问错了。他指出这种一厢情愿并不只属于外国观察家：中央党校也有很多人预测他会是改革者，并为他撰写过改革蓝图。当时的感觉是，既然经济开放成功了，政治为什么不能开放。
他的回答是一句粗野的比喻：“你不能只搞半个共产主义，就像你不可能怀半个孕。”
支撑它的是一份清单：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八十年代的戈尔巴乔夫。他强调说的是政治自由化，不是经济自由化。每一次，党宣布的是党内辩论，人们听到的却是可以畅所欲言，接着开始要求成立别的政党。没有哪个地方能在开始之后停下来并稳定下来，剩下的只有镇压或者瓦解。
因此在他的叙述里，戈尔巴乔夫的意义是反过来的：正因为出现过戈尔巴乔夫，中国不会再有戈尔巴乔夫。而习近平在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期间就接管了中央党校——按考特金的说法，他正是推动党校从主张政治开放、转向研究政治开放等于自杀的那个人。
当袁莉把这个判断概括为关键在于党的机制而不是习近平个人时，他接了下来，并做了一处修正：他不称这个政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因为它究竟有多马克思主义是可以争论的；他称它为列宁主义政权，因为无法在政治改革之后存活下来，正是列宁主义结构的本质。
习近平并非那个列宁主义政权的缔造者。他是这个政权的产物。现在他是该政权的坚定捍卫者。他毕生的使命就是确保这个政权的存续。
纸面上的权力与真正的权力
制度限制了习近平能走哪条路，也限制了他在自己那条路上能走多远。这是整场谈话中最具体的一段推演，也是开头那三名军委委员的背景。
考特金从一个假设的官员讲起。你被派到省里，任内建立起一批依赖你、感激你的下属；再换一个省，同样如此。两三个省下来，等你升到北京，手上不到五十个自己人。而北京是一个庞然大物：安全警察、军队、经济官僚、意识形态、外交、大使和间谍网络都需要监督。五十个人管不了，一百个人也管不了。
于是你开始任命新的亲信，尤其在军队和秘密警察里。然后你会发现，他们并不只忠于你——有人在偷钱而没有告诉你，有人把自己的下属甚至自己的孩子提拔到重要岗位。接下来的办法是制造派系：让两个人在同一个位置上互斗，他们会互相告密；你奖励一些人，惩罚另一些人，再奖励那些惩罚过的人。这被他形容为一项非常困难、耗时的全天候任务，而最高领导人的时间有限。
由此他得到一句关于权力性质的判断：“你的权力不仅取决于白纸黑字写下的东西，更取决于你在干部中的信誉和权威。”在这个尺度上，他认为邓小平的权力比习近平更大，而理由与恐惧无关：“因为邓小平即使不在场，也能获得忠诚。而且这种忠诚不仅仅是出于恐惧，更是出于信念，出于尊重，出于钦佩。”
按考特金的描述，人们把邓小平看作最初革命的参与者、把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解救出来的人、忠于党的生存而不只是个人统治的人；即使不担任任何正式职务，他仍然拥有更大的权力。习近平渴望的正是这种权力。纸面上他拥有它，实践中考特金表示怀疑。
紧接着他给自己划了一条边界：“我对这一切毫无头绪，我认为很多人也是如此。他们做了许多猜测，我不参与猜测。”他要说的不是这个人快撑不住了，而是把焦点从政变移到日常：政策宣布了却落实不下去，于是一遍又一遍地宣布。值得盯住的是这种动态。
精英的怨恨与没有继承的政权
袁莉提了一个反差问题：希特勒遭遇过多次暗杀，斯大林却没有，为什么。
考特金的回答分成三层。第一层是恐惧和监视：司机、用人和厨师都在打小报告，伴侣和孩子也可能背着你告密。但他说只有这一层不够。第二层是出于真诚信念的忠诚——大多数从内部接触过斯大林的人对他印象深刻，认为他能力很强、担起了很多责任；社会上不少人即使不喜欢这个制度，也相信斯大林并不知情，知道了一定会纠正。第三层是极度偏执的自我保护，包括在克里姆林宫里为自己的区域另设一道通行证。
差别在于信念的方向。希特勒的将军和一些官员确信他在伤害德国、他的政策是自取灭亡，于是试图把德国从他手里拯救出来；而斯大林周围的人认为斯大林在保卫苏联。这也让这套体制的一个特点更加刺眼：“这就是共产主义最惊人的一点，它会处决自己的忠实信徒、它摧毁自己的忠实信徒。”被杀掉的那些军事将领和克格勃官员，当时正在逮捕、刑讯并处决别人。
他随即把这个结构挪到今天。中国的精英出于恐惧忠诚，也处于监视之下；但只要他们相信这些政策长远有利于中国，他们同样会出于信念忠诚。一旦他们开始怀疑习近平的能力，开始担心他的统治正在损害中国和共产党而不是保护它们，脆弱性就出现了。他再一次声明自己没有在预测政变、也没有这样的信息，然后才说出那个判断：“这个政权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当精英阶层开始产生疑虑的时候。”
怨恨的来源被他列得很具体：权力斗争的失败者，没有拿到晋升、职位或财产的人，认为不称职者反而被提拔的人。清洗得越多，没有得到恩惠的人就越多。而他把爱国主义单独拎出来当作关键变量——许多人可能恰恰是出于爱国的理由断定习近平在损害中国，即便他本意是想让中国更强大。因此，“正是精英层忠诚度的这种碎片化，正是精英层与习近平个人统治的这种分离是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的。”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却来自民众。抗议清零政策的人冒着危害自己和家人的风险上街，而政权无意中让人们知道了一件原本是秘密的事：愤怒的人并不孤单。此前每个人只知道自己的感受，向别人打听则可能惹上大麻烦。“通过清零政策，政权无意中组织了一场针对自身统治的全民公投。”他说这件事无法撤销。精英要完成同样的发现更难，他们的不满只能通过泄密、叛逃和网上短暂出现的片段透出一点。
继承问题让这道裂缝无法愈合。人们谈论习近平破坏了此前的继承机制，而在考特金看来，没有继承机制才是他们的惯常做法，邓小平那套安排只是他们在一段有限时间里决定采取的方式。独裁者会主动回避指定继任者：“他们出于非常自私的目的不任命继任者，以免削弱他们自己的权力，加速他们统治的终结，或使他们的政权不稳。”代价是，他们生前试图避免的不稳定，会在他们死后立刻开始。
他对习近平会不会破例也给了判断，并附上退路：他说自己对习近平按历史先例指定一位继任者非常怀疑，同时补一句，习近平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证明他错了——比如借鉴邓小平模式，卸任并指定继任者，自己成为幕后的最高领导人。
与此同时，权力的核心圈在收缩。考特金说，习近平先后清理了效忠江泽民的上海帮，也对胡锦涛、薄熙来等人做了同样的事，围绕他的最高权力圈比以前更小，第二和第三梯队离权力更远，中央委员会和智库负责人知道的比过去少。而不了解情况的人很难保持忠诚：看到被任命的忠诚者被免职，人们不明白这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该做什么，该和谁交往。
他提醒，习近平现在七十多岁，拥有中国最好的医生，还可能活很长时间。由此他给出的准备期限带着一个容易被略过的限定：“但我们必须做好习近平无论作为前任领导人或幕后最高领导人继续掌权20或25年的可能。”换句话说，这个数字并不假定他一直坐在最高职位上，前面那条邓小平式的路径同样算在里面。也正因为这个时间尺度，他说政策应当对准习近平身边那些不满、幻灭、爱国而又担忧中国走向的人：“我认为那些人比习近平本人更值得关注。”
不要把共产党和中华文明混为一谈
谈完政权的弱点，考特金提出一个警告，而这个警告是对着提问的这一边说的。他说中国是人类有记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问题在于共产党试图声称自己是这个文明的主要保护者。“我们显得反华就是在帮助中国共产党，混淆共产党的垄断统治与对中华文明的保护。”他的反证很直接：在共产党之前，中国已经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伟大文明，而“中国共产党杀死的中国人比任何外国人杀的都多”。
他举了一个自己身边的例子，并明确说那是一个错误。斯坦福大学撤销了校内的孔子学院，理由是它做了违反学校政策的事情，在校园里表现得像一个党支部。考特金说，换成是他不会这样做，而会另建一所孔子学院与之竞争，以此表明自己支持孔子、赞成用符合美国制度与价值观的方式传播中华文化。撤销的结果，是让中共得以宣称只有党在保护中国文化。这条区分的原则，他随后也用在自己的国家身上：不要把美国的价值观与任何一个在华盛顿短时间掌权的政府混为一谈。
苏联的结局被用来说明同一件事的另一面。苏联曾经是科技超级大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他们送上天的，“他们最终失败了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合法性”——人民从未被征求过对他们统治的同意，也无法参与政策制定。因此他对与中国的技术竞争并不焦虑，他说美国应该竞争、也需要竞争得更好，但真正的竞争在政治领域。
他反复回到的一句话是，美国和中国必须共享这个星球：“问题不在于共享地球，问题在于共享地球的条件是什么。”落到台湾，他认为威慑必须同时是军事的和政治的，而政治威慑的一部分是把真实的历史讲出来：中国走的正是日本、韩国和台湾走过的那条路，并通过英国治下的香港获得按经济标准而非政治标准配置的资本，因此北京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台湾。他把这类叙述称作政治领域的工作：“威慑不仅仅关乎导弹，无人机和舰艇——那些是有用的——威慑也来自真实且引人入胜的政治故事。”
在不自由的社会里过自由的生活
节目接近尾声时，袁莉把问题交回到听众的处境上：“他们无法想象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再过二十年，哪怕十年。他们到底该怎么办？”她说，这关乎许多人的理智，也关乎许多人的希望。
考特金先承认自己没有资格回答：“我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我讲话很容易，我也很容易说别人该如何生活。我不能向生活在不自由社会或流亡中的人提任何建议。”他说自己拥有他们所没有的优渥生活，对此心怀感激；而他的书和文章写的正是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
然后他给出了一个不以建议自居的说法：“即使在不自由的政权下，也有可能过上自由的生活。”他指的不是英雄主义，而且把话说死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异议者”。他说的是不参与虚假行为，不撒谎，不偷窃，不以讨好政权的方式行事，但也不一定去反对政权，因为对个人和家庭而言代价都太高。
这样的生活仍然要付出代价，有时是难以想象的取舍：要小心保护孩子、父母、所爱的人和同事，心理上的压抑是一定的。他能给出的补偿很小，小到近乎日常——孩子、父母、同事，或者一个素未谋面、只在Signal某个频道上遇到的陌生人脸上的喜悦。有时候小事情比人们想象的要大。
他并不是没有确定性可给，只是那些确定性落在很远的地方。他说中国会作为令人惊叹的文明继续存在下去，中国人民将在习近平去世后继续做了不起的事情，“而他总有一天会死——就像毛会死，斯大林也会死。”紧接着他自己承认了这个尺度的残酷：也许对很多人来说为时已晚，对许多人来说这将是漫长的等待，而对那些相信中国可以更好、并愿意为此努力的人来说，这将是沉重的。
他们知道真相，他们活出真相。那就是应有的活法。
整场谈话里，考特金反复给自己划界：不预测政变，不掌握内情，也不知道这个政权还能持续多久；连他关于继承的判断都带着退路，说自己非常怀疑之后，紧接着就承认对方随时可以证明他错了。他肯给的确定性都落在很长的时间尺度上——文明会存续，掌权者会死。而在这两端之间的那段时间里，他愿意谈的是一件小得多的事：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身处的制度时，仍然可以选择不撒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