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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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播客第189期《新年直播丨2026年，如何当好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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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厚辰拎着一个大箱子走进台湾那栋楼时，楼下有一位老先生。据他描述，老先生大概是看见箱子上贴着日语的机场标签，便招呼了一句 good morning、hello。他本来想解释自己不是日本人，但大约半秒钟之后，他回了 hello、good morning，还学着日本人的姿态鞠了九十度的躬，道谢，上楼。
他说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当时如果开口说“我是中国人”，会是一件很尴尬的事，而这个尴尬不是他选的。中文一开口就没有台湾腔，对方立刻知道人从哪里来；解释起来又很麻烦——他可以说自己支持台湾独立，但万一对方是蓝营的人，同样麻烦。他回忆，那一周多的时间他一直在回避这个身份，每天用英语跟对方沟通，不作解释。“如果对方误解我是日本人，那我就是日本人。”
这是2026年1月1日不明白播客跨年直播里的一个片段。主持人袁莉一开始就说，她不想做一场预测型的讨论，而想谈一个更基础也更个人的问题：当我们说“当好一个中国人”时，到底在说什么。三位嘉宾——退休律师刘宗坤、YouTube频道“世界苦茶”主理人李厚辰，以及因为还要在中国做报道而没有露脸的记者亚美——在几乎每一个具体判断上都不一致，却把同一句话拆成了两半：这三个字里，哪一部分是别人替你决定的，哪一部分还留在你手上。
身份先由别人认领
同样是在台湾，李厚辰也遇到过必须强调自己是中国人的场合。他说，工作中一旦谈到台海问题，中国人的身份反而变成一种资历：别人会认为他一定更了解中国，不如听他的，不要听那些名嘴的。
亚美说自己在海外常常意识到这个身份：有时候因为是中国游客而被热情善待，有时候则会撞上反华游行。她回忆，2025年三月她在韩国，和朋友走进一支要求尹锡悦下台的游行队伍，想用手机翻译看清标语写了什么，旁边一个中年人突然朝她们大声喊叫，警察很紧张地把她们拉了出去。翻译出来她们才知道，那是一支反华队伍。
她说自己完全没有觉得被冒犯：那些人并不知道她们是不是中国人，只是因为听见中文。“当我们两个活生生的人站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仍然会用这样一种很没有礼貌的方式朝我们大吼大叫。”在她看来，这说明那些人本身活在一个非常狭隘的信息环境里。
在墙内，这个标签由另一方认领。李厚辰的观察是，最近的“皇汉潮流”里，“我是中国人”开始接近“我是汉族人”，而这个国家又特别希望你每天都记住自己是中国人，并告诉你该恨什么、必须喜欢什么。他因此把问题倒过来理解：“如何当好一个中国人，其实是在想，如何不要完全按照他们的想法，而是拥有自己的爱恨悲欢。”
“分得清”是要付成本的
袁莉在直播中读了一封听众来信。写信的人说，中国政府在国际上采取高度对抗性的战狼外交，许多明明反对中共的普通中国人被默认与这种立场绑定。这封信提出的是一个成本问题：有没有人愿意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分开。
李厚辰说，一直有外国朋友告诉他“中国是中国，中国人是中国人”，他心存感激，但并不抱太大希望。因为要真正区分政府和人民、好中国人和坏中国人，除了意愿还有成本：行政部门有行政成本，普通人有认知成本。要求别人去精细分辨这么一小部分中国人，在他看来多少有点强人所难。更让他悲观的是另一层：“如果国家层面出现某种对抗，日本航空公司把航线一掐，你还是来不了。你依然会成为国家武器化的一部分。”
亚美的补充来自相反的方向。她说自己讨厌被无脑当成小粉红，但也不喜欢另一种善意——在网上遇到马来西亚人、台湾人或香港人，一发现她是来自中国的记者，就说“在中国做新闻好艰难，加油”“你们可能还是比朝鲜容易一点”，这同样是一种政治刻板印象。至于急着划清界线的那一半人，她说：“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心里很不平衡，会觉得‘我们不是那种中国人’、‘我们是清醒的中国人’。但其实我也很讨厌这种划分标准，因为它同样非常单一。”她给出的办法不是自证，而是有能力去展现一个更多样、更复杂的中国。
重音落在“人”上
刘宗坤说自己没有在什么场合有意无意回避过中国人身份，因为族裔写在脸上，回避不了，也没什么好特别强调的。接着他做了那个区分：“一个人碰巧出生在中国，这件事你是没有选择的，那是父母替你做的选择。那我们能选择什么呢？我们能选择的，是‘中国’后面的那个‘人’。”
他的判断随之而来：“在‘中国人’这个词当中，‘人’才是中心。不要把‘中国’当成中心。你一旦把‘中国’当成中心，人就会被‘中国’压住，甚至被压迫没了。”他谈过的“戒断中国”也在这条线上：他说那是引用余英时的说法，而余英时几次想自戒都没有成功——“要完全戒断中国，就等于戒断自己的过去，这怎么可能呢？”真正需要戒断的，他说，不是中国本身，而是中国强加的那堵墙和那口井。
袁莉随即念出直播间一条针对刘宗坤发言的留言：“你们在海外做人，我们在墙内只能先让心里有人性。”同一段区分，在有护照可换的位置上是一种解放，在没有位置可换的地方，就只剩下“先让心里有人性”这一句。
刘宗坤说自己欣赏斯多亚学派的思路，先分清什么是你能控制的、什么是不能控制的；川普说了什么、中国的当权者要干什么，你控制不了。他的建议是不要像羊群一样跟着焦虑——“在羊群都焦虑的时候，你要保持冷静，你要慢一点，你要给自己一点时间，也要给其他人一点时间。”
承认的来源正在一条条关闭
袁莉把这个问题放进2025年的经济语境里：当奋斗叙事崩塌，一个不被社会评价体系认可的普通人还能从哪里找到“我活得有意义”的证据。
李厚辰认为这非常难。他不相信互联网上流行的“自己认可自己”，认为承认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事。在中国，成功的标准被抬到几乎无限高的位置：在国外做一个五六万粉丝的创作者已经算公众人物，在中国互联网上和没有区别；财富的门槛是一套上千万的房子。过去至少还有一种可能性——房价暴涨、进入大厂或一个新行业，人生好像往前走了一步；现在这种可能性也在消失。
于是承认只能往下退：退到人际关系里，靠NGO、慈善机构甚至教会里的人对你的认可来确认价值。可他指出，在中国这些民间的公民社会几乎一概不能存在。再往下退到生活本身——谈恋爱、和父母搞好关系——他说性别矛盾在2025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亲子关系也被各种社会议题推向高度对立。有人搬出项飙的“附近”作为替代方案，他一句话堵死：“都没有公民社会，谈什么附近。”
袁莉问亚美有没有观察到“卷”与“躺”之间挣扎的转折点，她说自己认真想过，身边几乎完全没有出现这种挣扎的形象，因为“卷”是有前提的——你得有一份可以去卷的工作。她说自己采访四五十岁的人，对方讲职业经历会以五年、十年、十五年为尺度；而她和同龄人没有对比可用。她形容自己工作的头三年：“我常常觉得自己好像愣在那里，一直在挨打，却不知道怎么躲开，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回答另一位听众关于“斩杀线”“1644史观”这类网络热潮的提问时，李厚辰说，它们指向同一个问题：过去让人们接受现状的那套解释——经济会持续变好，加上屈辱与复兴的民族主义叙事——正在失效，而人们手边又没有更准确的解释，于是想象在互联网环境里越走越疯狂。他判断这只是开始：经济问题已经在中国人的生活和世界的想象中撕开了很大的裂口。
清醒是折磨，也是仅剩的空间
袁莉替墙内的听众问了最难的一个问题：清醒有时反而变成折磨，因为你看得见枷锁却打不开它——在不得不妥协的现实里，人还能在哪些层面保留不被异化的空间。
李厚辰列了几类仍然存在的空间：一是你追求的价值和企业治理、政治正确之间存在相关性的位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御企业对人的异化；二是线下——他说经历2022年下半年之后，他完全不敢再劝人去做自媒体，网上基本谈不上言论空间了，但面向孩子的非教辅类教育、面向成年人的自然教育和运动这类城市线下空间仍然可以做事；三是亲密关系，无论家人还是伴侣。
他还说有些朋友在疫情前后买房遇到烂尾楼，从相对安全的城市中产生活一下子跌进每天和警察斗智斗勇的日子，两年下来甚至斗得不亦乐乎；维权群体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人生意义的问题。他随即加了一句限定：他并不觉得这是一条值得推荐的路径，其中有很多非常残酷的部分。这些所谓的办法，他说，几乎每一件都要求你逆水行舟，尤其逆着互联网的水。折磨是真的折磨，但“当你经历了这种折磨，真正探索出一块属于你自己的生活空间，那是一种不清醒的人无论如何都得不到的东西。”
刘宗坤把极权制度比作一条一环一环传导的锁链，他更关心的是民间自己的传导：你可以在自己这里做一个绝缘体，至少不向朋友、家人和周围的人传。做到这一点需要一点自律：“不要听到风就是雨，不要把一些本来很正常的现象灾难化。不要在自己头脑里放灾难片。”被问到台海战争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不要去做舆论诈骗链条上的一环，不要当一个免费的肉喇叭。
亚美说这三年一直在中国和海外之间进出，出来久了想念中国的朋友、食物和街头，真的回去又会烦躁。转折来自她读到查建英的经历——在美国生活若干年后回中国，待一段时间不开心又回美国。她这才意识到可以这样进进出出：“我可不可以在想念中国的时候就回去中国，在觉得不开心、需要抽离的时候就离开中国？”她说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答案，只是她当下正在经历的状态。她给墙内听众的具体建议是多去参加线下活动，在过程中有意识地锻炼感受公共空间、并在公共空间里做事的能力；找不到就自己发起，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都算。
“做好自己”是不是太少了
袁莉念了一封住在法国的听众来信。写信人说，最让他孤独的并不是中国离他越来越远，而是即便在国外，“反贼”这个群体依然极其边缘，连自由派的外国人也很少对他们的处境产生真正共鸣；他对变革悲观，但不想被一句“做好自己”打发了。
刘宗坤反问什么叫被一句“做好自己”打发了，好像这件事不值得做。在他看来，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毛病是老想着救国救民、改变中国，可一个人连自己都做不好，哪来的能力改变中国：“你要先学会游泳，先学会做好自己。这是出发点，这是基本点。”他说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讲——我不想被一句“改变中国”给打发了。
但他接着说，做好自己确实是不够的，要靠做好自己去外溢，中国才会改变；如果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人有这种自觉，中国不至于是现在这样。袁莉在旁边补了一句胡适一百多年前的意思：为了对他人、对社会负责，先要对自己个人负责。一个把重音落在“人”上的答案，最终还是要回答它如何外溢。
新年愿望环节把这条线收了尾。刘宗坤说2026年要补上去年没骑成的五千公里，也要像往年一样把目光从别人身上移回自己身上。他说：“要说避免什么，那就是避免活成一盏专门照别人的聚光灯。”李厚辰的愿望是今年在台湾多做一些事情：“我作为一个个人，绝对不敢说能够力挽狂澜。这都是妄念。”但他说，如果今天的问题是怎么算一个好中国人，那么现在能帮上一些忙，可能就是好中国人。他给听众的建议具体到手机：把屏幕时间最长的前十个应用删掉三到五个，把最常看的频道有一半点掉“不感兴趣”。
一年之初，李厚辰在台湾那栋楼下用半秒钟决定不解释自己是谁。到直播结束时，他没有把那个身份解释得更清楚，只是换了一种度量——能不能帮上一点忙。三个人在几乎所有判断上都不一致：一个说这个身份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一个说重音应该落在“人”上，一个说自己从来没为护照羞耻过。但他们把可选择的那一半都收得很小：一条到自己这里就不再往下传的锁链，一个可以进出的位置，一句“先学会游泳”。被给定的那一半并没有变小，他们只是都拒绝把它当成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