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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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播客第167期《对话重庆标语事件当事人戚洪（直播+后续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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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莉（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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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29日晚上十点，重庆大学城一栋楼的外墙上出现巨幅投影标语。据节目介绍，字幕上写着“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投影持续了五十多分钟，直到警察锁定位置、关掉设备。那天是七夕。
设备的主人已经不在重庆。8月20日下午三点，戚洪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登上离开重庆的飞机，第二天抵达英国。此前十天，他住在大学城的一个房间里，量墙面距离、算投影镜片的尺寸和角度、打印灯片、晚上调焦对焦。为了不引人注意，试投时他换了另一句标语。
我测试的时候用的是：天天锻炼身体好，健康生活乐无穷。
服务员进屋打扫，他就在旁边看着，说自己在里面办公。
投影之后，戚洪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据主持人转述，墙外的社交媒体上反应很强烈，有人叫他勇士，有人骂他下三滥。而他自己给出的说法与“勇士”相反：他反复说自己没有胆量，承认自己是个懦夫。这场访谈真正留下的问题，因此不是一台投影仪如何被架起来，而是一个自认没有勇气、也不相信自己能改变什么的人，凭什么走到公开反抗这一步，又如何计算已经付出和还要付出的代价。
访谈一开始，主持人就问他为什么要做投影反共标语这件事。他给出的第一个答案不是控诉，而是三件别人已经做过的事。
因为我一直受当时的四通桥彭立发，还有上海白纸运动的那些青年，还有前几个月四川的条幅，我受他们的启发，我就想，我也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我也想把我的心声吐露出来。
“天天锻炼身体好”：投影前的十天
他把整套装置说得很平常。投影仪是二手的，两千多元；路由器和摄像头家里本来就有，一个六十块。最贵的是房费，一天不到两百元，前后近二十天，三千元左右。主持人把总数估到一万上下，他说差不多。刻字用的那台机器，他前后说法不一：讲策划经过时说是自己买的，谈到花销时又说“那个设备其实我是租的”，几百块。至于为什么非要自己动手，理由没有变——那些字没人敢刻，没人愿意冒这个风险，连刻字软件他也是现学的。
他没有从楼里的开关取电，说那样会破坏东西；他向前台多要一张房卡，理由是天气热、想让空调开着。离开重庆的九天里，房间由两个摄像头看着，有人进门会报警通知他。装两个是有道理的：警察进来肯定先关掉一个，另一个还能拍下关掉的过程。
他考察过观音桥步行街和三峡广场，最后选了大学城：周边高校多，那栋楼里住的又多是学生。日子原本对着九三阅兵安排，他担心拖久生变，也担心开学后房源紧张，就提前到8月29日。原计划还配了声音，喇叭没装成，他把成品称作退而求其次。
“惊弓之鸟”：暂住证年代的少年
戚洪今年四十三岁，1982年生在重庆石柱县中益乡沙罗坪的一个山村。他十六岁辍学，说原因有两个：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母亲的状态也让他想离开——她常年抱怨养他不易，有时骂人、诅咒人。十六岁才能办身份证，有证才走得掉。
1998年，他随南下打工潮到了东莞。因为个子小，一开始找不到工作，也办不下暂住证。他回忆，治安队夜里挨家挨户查证，没有证的人只能把门从外面锁上，再从窗户爬回屋里躲着。
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像惊弓之鸟一样，连大气都不敢出。
他被抓过一次，晚上九、十点抓的，第二天上午才放出来。据他描述，被抓的人关进两三平米的房间，挤着一二十个人，出路是亲友拿钱赎人，或者送收容所。
之后几年辗转：去杭州找从未一起生活过的父亲，十多天后回到母亲身边；到福建找不到工作；在广东一家五金厂干了一年多，攒下一千多块钱。下一站是在广州火车站临时定的。
当时到了广州火车站，看着大屏幕发呆，看到“北京”两个字，心想：北京是首善之地，又是政治文化中心，就决定去了北京。
2000年6月，还不到二十岁的他在北京西站下车。他在站外买背包，给了摊主一百块，对方迟迟不找零；他报警，摊主反过来说他给的是假钞，他被带走审问到凌晨。更长的一次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他说自己想去广场逛逛，正赶上有法轮功信徒在广场自焚，被当成法轮功抓走；查明不是之后，理由换成没有暂住证，他被送进收容所，关了将近二十多天。在那里，他说自己挨过打，也遭到过猥亵。
我所在的小组，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小，又白白净净的，他可能就想猥亵我。
按他的描述，那是一名管生活的老人，会把看中的人分到自己负责的组；那个组能吃饱饭，代价是顺从，不同意就挨打。他还说见过被绑在凳子上的人，放出来时已经精神失常。这些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个人回忆，节目之外无从核实，他自己的叙述里也留着“可能”这样的余地。
关掉淘宝店的那七年
他的日子是从2006年开始好起来的。他在北京开淘宝店，卖毛巾一类的义乌小商品。2010年结婚时，他在南四环外的久敬庄买了一套六十平米的二手房，每平米一万六左右，也买了车。主持人说这在北京算中产，他不接受，只说自己解决了温饱。2012年前后，他开始觉得日子里少了什么。
可能以前吃不饱饭的时候，我就想着要吃饱饭，但是等我吃饱饭了，我就总觉得缺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缺什么，就总是不满足，可能就是心灵上没有寄托吧。
接触佛教是个偶然。他在网上卖东西时看到有人名字里带着居士二字，一查才知道那是皈依佛教的人，于是找去北京佛教协会皈依。2013年他想出家，把所有生意都停了，在外面走了一年多，实际上并没有出家。回来后淘宝店由妻子接手，两人在昌平的香堂村开了个快递收发点，南四环那套小房子也卖掉了。
从2013年到2020年，他在香堂村过的是自己所说的半隐居生活：不太挣钱，也不过问外面的事。两个女儿没上体制内的学校，读的是私塾。他为这段选择找到的说法是一句老话。
当时想法就叫“君子谋道不谋食，不能为三斗米折腰”。
有人认为佛教徒的身份和这次行动冲突，他不这么看：出家人有不谈政治的戒律，在家人则需要辨别善恶的智慧；佛教在他理解中是要求质疑的。
不能因为信佛，就什么都不管，就不追求正义。
2019年，香堂村开始拆所谓的违建房。他没在那里买房，却还是参与了签字，理由是政府当初批准了这些房子，后来又以没有产权为由要拆。同年11月，他在朋友圈写下一段话，后来被主持人在节目里念出：虽然和我没关系，但是我也欢喜不起来，内心深处极度恐慌。
疫情期间他们先搬到房山，2021年举家迁回重庆。原因很具体：两个女儿要从私塾进正规学校，在北京没户口办不下手续，户籍却在重庆。他说重庆没有熟人。
重新入世：教材、封群和“人上人”
回到重庆，才是他重新接触社会的开始。他做电工，也去工地建过方舱，一天七八百甚至一千多块钱。这份高薪让他不舒服。
因为我们这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埋自己，但是我们要生活，做这些事情也是违背自己的初衷。
疫苗和核酸他都反对。他那时没有固定工作，应对方式是不配合，要出去就翻墙出去。言论的收紧也是从生活里感到的：他加的群三天两头被封，那几年他记得，习近平三个字在群里都不敢发。
真正让他反感的是孩子的课本。女儿回重庆后进了体制内学校。他说一翻那些思想品德课本就火冒三丈：卧薪尝胆式的故事等于教人为报复可以处心积虑很多年。他还挑出一句更常见的励志话，反问它的算术。
都想当“人上人”，那谁当“人下人”？
在他看来，仇恨教育比食品安全更严重：一个是物质生活缺乏保障，另一个是对心灵的摧残。他说自己一直跟女儿讲独立思考，也拿台湾举例：如果这里真的好，不用去收复，别人也会愿意来。
思想是从哪一天转过来的，他自己说不清楚。他能指出的一个疑问出现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期间：周围的人都在称赞，他却算不过来这笔账。
那他反腐，对老百姓有什么改善呢？可是一点没有啊！
四通桥事件和白纸运动发生时，他人在国内。他说自己一直翻墙，那些事他都知道。
我觉得他们很勇敢。如果不是因为白纸运动的年轻人，我们不可能那么早的解禁。所以他们的行为很鼓舞我，包括我后来做这件事情也是受他们的影响。
他后来读了《1984》《美丽新世界》《动物庄园》。这些年的想法他留在朋友圈里，也把截图发给了节目。2025年5月22日，他发出自称“朋友圈终结篇”的一段话：“要民主，不要独裁。要法治，不要人治。要真理，不要洗脑。要自由，不要奴役。拒绝做愚民，要觉醒。”他说，发这些是要证明这件事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有人策划。
“我承认我是个懦夫”
主持人告诉他，墙外一条转发标语图片的推文当时有九百五十万浏览、一千四百多条留言。他说自己只在前一天看过一眼。他既不接受一种称呼，也拒绝另一种角色。
至于说勇士，我觉得我也不是勇士。有的人说这样没有胆量，但我也不想成为烈士，因为那没有任何意义。
主持人追问，那些公开面对强权的人是不是无谓的牺牲。他立刻收回这层意思，改用一个对照解释自己：甘地面对的是英国政府，可以非暴力不合作；面对一部暴力的国家机器，同样的方式需要另一种胆量。他点到的仍是给过他启发的那几个人——彭立发、白纸运动的年轻人，再加上张展——只是位置变了：他说他们比他更爱这片土地。
我没有嘲笑他们，我只能说我没有他们这种胆量，我承认我是个懦夫。
这不是客套，而是他给自己划的边界，整个方案正是照着这条边界设计的：设备远程控制，人先离开，标语留在墙上替他说话。
另一条边界是不使用暴力。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也反对报复社会或报复权力机构的想法，理由是如果自己也那样做，跟他们还有什么两样。住香堂村时，他家离秦城监狱大约一公里，他说见过一位女性带着四位老人生活，丈夫关在里面；那些人在他看来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背后都有一个家庭。
这也是他给警察留信的理由。他说写信是临时起意，没有预谋，只是觉得该对看到的人说点什么；警察和他一样是人，很多只是为生活做这份工作。
我也想过，也许他们不会去看，但我希望看了的人，心里能埋下一颗种子，总有一天能唤醒他们的良知。也许没有效果，但我觉得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节目开头，主持人念了信里的另一句：“也许你现在是受益人，但在这片土地上，有一天你一定是受害人。”
代价的另一面是家人。妻子和两个女儿事先并不清楚他要做什么，他只说了一句，出去了，有可能不会回来；英国签证是他去年为旅游申请的。留在国内的人他更无法交代——他说哥哥和在重庆临时借住的远方亲戚“完全不知情，却好像也被带走了”。这一说法无从核实，他自己的措辞里也留着余地。对母亲他另有一层愧疚：她十几岁被骗到山区，母子几乎没有一起生活过。面对连累亲友和寻求政治庇护这两种质疑，他没有回避第一条。
我确实对不起家人，但是那没有办法，总得有人去发声吧，总得有人去做这件事情吧。
对第二条，他反问追求自由和民主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的。有人在网上说他做过网评员，他否认：他讨厌共产党，饿死也不给他们干活。
主持人问他，究竟经历了什么，让他觉得在那里宁愿死也不愿活着。他的回答不是某一件事，而是一种预感。
我最大的感想就是，如果我要在这个地方活下去，我会变成一个我自己讨厌的人。
那意味着尔虞我诈、欺上瞒下。他没有把自己摘出去：他承认自己也会投机取巧，会在能力范围内占点小便宜，也因此特别讨厌自己。
火种、粪坑和一片未知
有听众问，这样的行动怎样才能不只是昙花一现；主持人跟着问他：你也是受别人启发的，是不是？后一问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
肯定是。
前一问他没有给出乐观的答案：声音过几天可能就消失了，但火种会埋在某些人心里，也许有一天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强权。火种是他从别人手里接到的；至于自己，他说得很小：他改变不了什么，只能凭做得到的方式呼唤。
评论区在争论要不要公开技术细节，有人担心这会帮警方加强审查。他承认对警察确实有帮助，但认为技术本来就不是门槛：不用写代码，设备都是现成的。真正稀缺的是别的东西。
我觉得主要还是决心吧，就是你的决心。
被问到对留在国内、感到抑郁的人有什么话说，他先承认自己也抑郁，然后给了一个他自己都说粗暴的比喻：人身在粪坑，不要习惯它，要靠智慧和勇气跳出去。
虽然我们像动物一样地活着，但尽可能不要像动物一样地活着。
有人想帮他，他说暂时不需要；如果一定要帮，就去善待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在他看来这个社会缺的是爱，而大家都缺爱。访谈时他滞留英国，不知道下一步去哪里。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样，一切充满了未知，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没有太多的期待和准备，就顺其自然吧。
那面墙上的字亮了五十多分钟。留给警察的信有没有人读，他自己也不确定。而试投用的“天天锻炼身体好，健康生活乐无穷”没有留下痕迹：那句正能量标语存在的全部意义，是让真正想说的话能在正确的一晚出现。对一个反复说自己是懦夫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为自己算出的限度：不是壮举，而是一个人认清胆量的边界之后，仍然决定把话喊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