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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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播客第182期《李老师：一个革命者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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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月的一天，李老师正躺在床上刷推特，手机弹出通知：有人在他家门口。他点开监控，看见两个意大利人在门前晃晃悠悠，指指点点。这不是第一次，他判断该来的来了。他贴着门，以为对方要破门而入，从监控里看着他们掏东西。他后来说，那一刻自己大脑一片空白，连预演过很多次的推特直播都忘了打开——他曾设想，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他要用直播记录人生的最后一刻。
那两个人掏出来的是一罐喷漆。他们在门上一通乱涂，又在墙上留下一个词，「stupro」，意大利语里的「强奸」。李老师说，那是意大利黑手党很老套的威胁字眼。喷完，人就走了。
从2022年底卷入白纸运动开始，他用了将近两年时间等待这一天，并且相信那会是他生命结束的日子。真正到来时，代价是一罐喷漆。在不明白播客的这次长谈里，他讲述的正是这种落差如何改变了他：一个原本只想发新闻的博主，怎样把反抗接受为一份需要工资、项目、算法和舆论管理的职业，以及这份职业到今天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
深渊会渐渐地恐惧你
白纸运动开始时，李老师还是米兰的一名留学生。他说自己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来自校园，对这个社会和这套体系如何运转，既不知道也不了解。留给他的是冲动之后的恐惧：最初那几天，他坚信下一个小时就会有人破门而入，即便人在米兰也这样想。破门始终没有发生，骚扰、恐吓和加在家人身上的压力却一直没有停。
为了迎接他认定必然到来的那一天，他在门上装了监控，准备了防身武器，还和意大利警察讨论过对方可能用什么方式把他弄走。他回忆，警察对他说：“放心，他们不会通过机场带走你，我们肯定会在机场把你拦下来。”他追问有没有可能通过游轮之类的方式绑走，得到的回答是不确定。
喷漆之后，他先保存证据、维护现场，等警察到场做笔录取走物证，当晚由朋友连夜从都灵把他接走。在他过去的认知里，只要对方找到他，那一定就是他生命结束的一天；而对方真正找到他的时候，也不敢对他做什么。
于是他把这套经验讲给和他做同样事情的人听：“其实你们不用那么恐惧，当你可以直接面对这个深渊的时候，其实深渊会渐渐地恐惧你。”他同时保留了一个限定——这也可能只是侥幸。他提到在老挝或缅甸有人被直接绑走，如果当时他身在东南亚国家，结局未必相同。
恐惧退去了，限制没有退。他说，因为不断遭遇跨国镇压，警察后来干脆不让他出门；现在他去一趟超市或者出去办事，都要先向警察报备，说明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对方同意才能出门。
从「很扯」到革自己的命
白纸之后，很多人把中国民主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长期认为这件事「很扯」。他反复强调，推特上和现实中有职业的革命家，有优秀的调查记者，怎么可能轮到一个发推特的人。
2023年4月，他在父母的劝说下已经准备删掉账号。就在他做心理斗争的时候，他在中国的银行卡和各种支付方式被全部封掉。回头看，他把这理解为一次立典型的操作：对方想让所有比他更有能力、更有社会资源的人看到，做这样的事的人会「生不如死」，从而不再有人重蹈覆辙。他说，对方没有预料到的，是三年下来他们反而越来越强大。
这段经历给了他一个不再浪漫的结论：“你不做，确实就没有人做。”
他并不接受「革命者」这个称呼，理由是这个词在中文语境里连着暴力、死亡和血腥，而他没有能力做那样的事。但他给出了另一种说法：“但我认同我确实是在革命。革什么命呢？就是革我自己的命。”他要做的，是把自己从一个学生、一个艺术家，改造成一个社会运动者。
推动这次改造的还有他称之为「私仇」的部分：
我本来并不想做，我只是想做一个博主，我只想发一发新闻。但是你们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地打压我，跨国镇压我，把一切从我身边夺走。最终，如果我不去做反抗，我就无法回到我原本的生活。
据他讲述，他的同学和前女友被找去询问他的生活习惯：喜欢什么餐厅、穿什么衣服、几点出门、在超市买什么。他因此几乎不再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生活内容——他说自己发的每一张照片都会被研究拍摄地点，每一条内容都会被找心理专家侧写。他自己的结论是，中共对海外异议者的情报收集事无巨细，“其实大家都在习近平的小本本上。”
赛博信访局怎么运转
他说自己的日常和过去三年没有太大变化：早上起来就工作，一直到睡觉，变化的是内容。过去是发推特、收投稿，现在更多是会议、电话和讨论，以及学习如何带领一支团队。YouTube频道已经可以自运营，推特投稿他仍然自己看，看完交给助手处理，更多精力放在项目怎么设计上。审核团队主要由志愿者构成，保持在十五人左右，各个团队加起来大致相当于一家小型初创公司的规模。
今年他们做了四五个项目。先是承接「星星回家计划」的海外版，接着是关注全国高中生超时学习的「611」——他说这个项目在寒假期间促成了一批中小学推迟开学时间；之后是关注劳工权益和超时工作的「牛马」，再往后是「自由散步」，号召人们把路边看到的「自由」二字上传到一张地图上，全球收到一千多个投稿，但网站中途遭到攻击，此前数据全部丢失。11月21日，他们又推出关于青年就业处境的调查，名字取自央视街头采访，叫「你幸福吗？」。
投稿量已经不如最初。他给出两个原因：疫情结束后生活趋于正常；惩罚力度加大，投稿被普遍视为危险的事。但在他看来，惩罚本身恰恰说明投稿有用。他说很多投稿来自学生，事情本身可能只是学校食堂不好吃或者周末不放假，投稿之后当地国安会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介入，找到学校去处理。
所以对我们来说，过去三年其实一直是在做一个很前线的对抗。只是在大家面前表现出来的，好像只是一个收投稿和发新闻的账号，仅此而已。
他据此区分自己和其他有影响力的账号：别人或多或少还有社会资源、还有与中国的联系和软肋，未必敢做得这么决绝；而他是从零开始的草根，没有那么多包袱。他也承认这不是万能的——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对方也会去解决投稿人，团队有办法规避风险，但终究会有投稿人被找到。
他必须服从的还有一层：算法。他说账号每天大约两千万阅读量，一年大约六十亿，因此必须掺入国际新闻和社会新闻来维持曝光，否则真正想发的内容会被压下去。团队最近几个月做过测试：单独发习近平或李强讲话的内容，流量高得莫名其妙；发某地的大规模报复社会事件，推流反而不高。他说他们并不清楚算法如何计算，只观察到亲共内容的流量在变高。
发币之后：一张没有人相信的账单
他说，白纸最初几个月完全靠PayPal的捐款维持，捐款减少后才去开YouTube频道。过去一年他见了很多人，对方开口第一句常常是「原来你们没有钱」。他的总结是：“好像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很有钱，但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钱。”
关于发币，他的判断分成两层。在教训那一层，他说自己只看到了加密货币理想主义的外衣，忽略了它本质上是关于钱、因而最理性最精密的事情：“我没有咨询足够多专业人士的意见，而是自己蛮干硬上的。”他说，发币直接导致他的个人收入减半，个人捐款几乎清零，捐款链接是他自己撤掉的；他那部分份额从未出售，还和另一位博主继续往里投钱支持社群。
在另一层，他说这件事反而让团队活了下来：正是因为外界终于意识到他们没有钱，一些私人捐助者开始出现。他也从中看到自己被标价的影响力——他原本估计这个币最多几十万市值，最后冲到了三千万美元。
那场风波带来的舆论压力，他形容为百口莫辩：团队自费制作并赠送的李文亮纪念NFT，也被指责为借这个事情发行。主持人问他这些非议是否公平，他给出的是一个当场修正过的答案：当时觉得不公平，现在觉得公平。“为什么公平？因为我确实方方面面没有做好。”
他说在巴黎拜访万润南时听对方讲过：万润南当年组建一个海外民运组织并担任领导人，底下的人却认定当领导人一定有很大油水，把他斗了下去；新上任的人发现完全没有好处，甩手不干，组织也就没了。李老师说，这个故事能否对应到历史上的某些人和事件，他不清楚，也不为此负责。他想说的是自己的处境：外界认定这个账号做到这么大一定有巨大利益，而在他看来，做这个账号付出的牺牲远远大于能获得的东西。他甚至说，如果白纸时期有两条路让他选，他不会选这一条。
他最后给出的应对办法，是把个人和自己的产品分开：账号出了问题、有人转头骂他，他可以接受，但不能因此影响产品的正常输出。他补了一个来源说明：“这是一个心理充满创伤的人，三年来血泪换来的经验。”
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他不接受把他这一代与八九一代一并说成「一事无成」的说法，理由之一是年龄：
同样，其实八九一代流亡的时候比我更小。我今年已经34岁，他们流亡的时候可能比我还要小十岁。他们出来的时候完全都是小孩子。那为什么要苛责这群小孩子没有推翻中共？
但他也提出了两条批评。第一条是系统：三十多年来，海外流亡的民主人士始终没有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系统。他拿藏人和维吾尔人社群作对照：无论是否认同他们的政治主张，那些社群的团结有目共睹，有一个能够运转的体系支撑流亡群体，海外民运这边则非常微弱。第二条是理论：社会运动和国家转型都需要理论体系支撑，而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什么样的世界，至今没有一个能让国内人信服的答案。
他用江油的抗议举例：那只是一个城市里民众的抗议，海外却期待它成为燎原的火种，可它以什么为支撑、诉求是什么，并没有答案。海外本来可以在言论自由的领域里向国内提供方案和路径，也依然没有做到。
他说，人们习惯把转型没有实现归咎于普通中国人不行，但知识分子和真正有能力改变中国的阶层是否尽到了历史责任，「好像也没有」。他给出的对照是时间：2022年11月26日，国内已经有人喊出「习近平下台」，而2025年的今天，海外还在讨论要不要反共、是不是太激进。“中国民众远远把这些知识分子、这些社会改革的中坚力量甩在后面了。”
这份不满里也有对自己的担忧。“我很害怕的是：二十年后，我要每年纪念白纸运动；我要每年白纸运动的时候出来说说话、写写文章，或者听听床，或者做一些政治分析。”紧接着他说明了理由：“我做这个事情、牺牲这么多，不是为了当网红的。”
他的书单顺着同一个方向：一本是吉恩·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他介绍说那是1993年应缅甸民主运动之邀写下的推翻独裁指南；另一本是管理学旧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建议立志成为民运领袖的人先去读一点管理学：把这件事当作一家初创公司来看，反而能得到更多可以落地的经验。
他也给自己的位置划了一条线：最后一次回国是2019年，离开中国已经六年；他不敢说自己还了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只能每天补课。他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脱节，会用2019年的中国去想象十年后的中国。这正是他强调系统的原因：“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系统，让一代代的人不断进入这个系统，去维持它、运行它、革新它、推动它往前走”，而不是让讨论最后又变成谁要当皇帝。
节目里，他说自己有两件确信的事。一件是他很可能死于暗杀：“我并不期待我被暗杀，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我的归宿，而且我很坦然地接受这个事情。”另一件是回家：“我要真正意义上回家，因为我想家。那我如何回家呢？不是通过妥协，不是绥靖，而是我要彻底结束这一切。”他自己给出的算式是：“所以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有一种要么把这个事做成，要么就是你死掉了。”
三年前在米兰等着有人破门的那个学生，现在已经不太害怕门外的人。但他要去一趟超市，仍然得先向警察报备，说明大概什么时候回来。门外的威胁失去了他想象中的形状，门内的生活并没有因此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