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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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8日下午两点，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到北京军区受领戒严任务。据唐志学在节目中的梳理，徐勤先当场表示自己有不同意见：这是一场群众性的政治事件，应该用政治办法解决，公安和武警已经够用，不需要动用解放军；他建议政治局、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再认真讨论一次，究竟怎么处理才合适。他担心的是好人坏人在一起、军队和老百姓在一起，一旦执行不好，可能成为历史罪人。
会后他仍然把命令传达了下去。第二天下午，38军的人来劝他，他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唐志学说，那时候已经太晚，他已经失去了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信任。
三十多年后，一段来自秘密军事法庭、长达六个小时的审判录像在海外流出。录像第一次让这场拒绝有了可以逐句核对的文本，也立刻带来新的麻烦：庭上的徐勤先承认自己建议缓一缓、也建议军区补一个文字命令，却否认了外界三十多年来引用最多的那句话。他的自我辩护几乎不谈立场，只谈后果。这篇文章要追问的不是他是否勇敢，而是另一件更难说清的事——一名一辈子守纪律的军人，按照党自己写下的规则提出保留意见，为什么仍然必须被处理。
一份只讲后果的辩护
唐志学说，录像里最重要的细节是徐勤先认为不需要动武解决问题。这一点直接落在六四最大的争论之一上：动武是不是唯一的出路，学生的条件是不是无法满足。赵紫阳的看法是，疏导和对话的方针因为李鹏等人的阻挠没有真正贯彻；按唐志学的比对，徐勤先在庭上的判断与此接近——他说5月4日之后到5月18日之间，该做的工作没有做，或者做得不够，劲没有使完，事情闹到这么严重，却要马上用武力解决。
他的理由是现场经验，不是政治路线。在录像里他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想不通：
> 要是带着武器来了，带着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来，当工作做到这样一种程度，群众情绪很大，和群众非冲突不可。冲突以后，你又带着枪，带着武器，非流血不可。而且5月4号以前，因为部队徒手，它不会造成大的流血事件。就是有冲突，做做工作也不会造成大的流血事件。我感觉这一次呢，你带了武器装备来了，这个流血冲突啊，这好像是不可避免。
这段话里没有一个字谈到民主或者学生的诉求，只有一个带兵的人对武器与人群相遇的推算。邓小平的判断恰恰相反：唐志学引述他当时的说法，党越让步学生就越闹，匈牙利就是现成的例子，让到最后也不会满足，除非共产党垮台。同一件事，一个人算的是伤亡，另一个人算的是政权。徐勤先反复说的“后果”，在1989年的军队里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词。
文革的账还没有还完
唐志学把这套语言追到文革。所谓“三支两军”，是指文革期间解放军承担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地方政府垮掉之后由军队接管。38军在文革中是重灾区：1967年二月，它从吉林调到河北保定接替69军防务，很快卷入当地两派的冲突并支持了激进派；这段历史后来成为高层斗争的材料，先是被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严厉批评，1971年毛泽东又用38军批评陈伯达的报告去打倒陈伯达和北京军区的两名领导人。
唐志学说，三支两军对军队纪律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他举了一个1980年的案子：河北鸡泽县武装部的一名临时工到解放军炮兵团进行支持华国锋、反对邓小平的活动，炮兵团负责人两次召开团营干部会议，为他提供条件；这名临时工被北京军区法院以策动叛乱罪判刑，事件中的其他责任人也分别受到刑事处罚或政纪处分。1981年的历史决议一面承认三支两军在当时的混乱局势下有稳定作用，一面批评它带来了消极后果。整个80年代，军内不少人被整掉的原因正是文革中三支两军期间犯下的错误。
这种记忆在戒严前夜仍然在场。唐志学提到，1989年5月31日，总政治部的杨白冰说过有些同志存有担心情绪，害怕执行戒严任务会重犯三支两军的错误。他由此得出一个不那么英雄主义的解释：徐勤先强调后果，不是个人的道德发挥，而是一支刚走出文革的军队共同的顾虑。唐志学还说，徐勤先后来对李锐讲过类似的话——和老百姓发生冲突，好人坏人分不清，出了事谁负责；这和打仗不一样，是政治性的事情，政治性的事情不能这么办。
口头命令：一个被高估的争议
程序问题一直是这个案子最容易讲的部分。按1968年的规定，营以上部队的行动和部署变更要呈请毛泽东、林彪审批之后才能行动。1989年，邓小平是军委主席，赵紫阳是第一副主席，杨尚昆是常务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唐志学引述的材料显示，1987年12月邓小平说过军委一般的决策由赵、杨商量、赵紫阳决定，重大问题请示邓小平。到5月18日徐勤先受命时，赵紫阳已经表示不愿意执行戒严，而命令没有电令，只有口头传达，也没有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签署。
于是三十多年来，这被反复写成一个程序丑闻。张万舒的《历史的大爆炸》记载，有的同志指出5月20日上午李鹏才发布戒严令，19日就调动各路大军包围北京，实质就是一场军事政变。杨继绳两次采访徐勤先，记下的话是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口头命令他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记者戴晴记录的徐勤先对李锐的交代则复杂一些：他确实向北京军区司令周衣冰要过文字命令，但也承认按军规口述战斗命令在前、文字命令在后，对方的说法也站得住。
录像里的徐勤先比这些记载都要温和。他说自己是到后期才提出最好由军区发个文字命令，理由是记忆靠不住、将来一旦出现差错不好查；他并没有质问过为什么这么大的事不发文字命令。首长告诉他过去作战也可以先下口头命令、文字命令后补，他回答说那也对，以后发给他也可以。唐志学的结论是，按照新出来的录像，徐勤先并不认为命令的形式有很明显的问题，而且他好像不太知道赵紫阳当时是什么状况。唐志学还提醒，6月3日晚上的清场命令同样是口头的，措辞含糊，并没有直接说要杀人。
这一节的发现不在程序瑕疵有多严重，而在流传的记载与录像之间的落差。唐志学在节目后半段把这个判断说得更直接：《天安门真相》里关于徐勤先的部分很不准确，刘亚洲的内部讲话也不准确，杨继绳的书也有不太准确的地方，党史只能一步一步地做。而录像里真正剧烈的争执，发生在另一句话上。
人大：录像里最大的分歧
公诉人一开场就把徐勤先最大的问题定在一句话上。一名证人的证言也说他讲过：“这样的命令应当由国家发布，以党的名义发布是不合适的。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下书面命令？”徐勤先当庭否认。他说建议军区发个文字命令这件事他提过，至于把命令归给国家、不该以党的名义发布，“在我的头脑里头没有这样想，在会议上我也根本没有这样讲，因为头脑里头就没有这样一个概念。”
他给出的是另一个次序：他建议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讨论一下怎么办好；因为已经涉及动用军队，他顺便说到军队纳入国家体制，人大也可以讨论一下；他还提到这不是讲科学民主决策嘛。在他看来，公诉人的引述把主次颠倒了——军队是党绝对领导的，无论政治局讨论还是军委讨论都可以，人大只是一个可以用来找别的办法的场合，而不是一个能否决军委的机关。
审判长不接受这个区分：“那这个意思还是有的。刚才问你这个话，你刚才讲的这个意思还是有的：这么大的事情应该建议讨论，人大、国务院啊，都讨论。”徐勤先答：“这个意思有呢，它这个里面的差别挺大。”两人在这一点上来回纠缠了很多次，袁莉说自己听这一段听得有点糊里糊涂，也不确定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唐志学说，这是录像里关于案件具体事实争议最大的地方，而且无法考证，只能推测。他偏向于相信徐勤先没有说谎，理由有两条：证词都是事后提供的，而到那个时候党已经知道六四期间最大的危险来自人大常委会，需要强调人大没有权，这是政治需求；另外，徐勤先再开明，他也不太相信一名一辈子守纪律的将军会突然说解放军要听人大、不听军委。但他没有把推测抬成结论，还留了一句“有可能，有可能”。袁莉提出的另一种解释是，徐勤先可能为了不被判得太重，才在这一点上与公诉人反复纠缠。
为什么在1989年提到人大是危险的，唐志学的研究给出了背景。他在《习仲勋传》里花了很大篇幅写当时党内支持和平解决抗议的人如何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上：党中央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只剩人大常委会。放在这个背景里，一句顺便说到的建议也变成了大事。唐志学说，如果没有六四，这句话可能不会被小题大做；而通过徐勤先案再强调解放军要听军委、不听人大，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需要。
决定惩罚的不是行为，而是后果
审判长在庭上追问过一个看起来无法回答的问题：作为集团军军长，对命令有意见、意见又没有被采纳，你应该怎么办？徐勤先的回答把党内规则和军纪摆在一起：
> 作为党章、作为生活党的生活准则，也都是强调在服从的前提下可以提出意见，可以保留，也有地方提到：执行会产生严重后果，这种情况要除外。所以当时自己考虑，这样一执行非出现严重后果不可，所以这种思想啊在自己头脑里头也有反应，这就是自己产生了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态度，讲了一些错误的话，最后出现了这样一个结果。
他援引的是1980年由胡耀邦主持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唐志学在节目中念了那一段：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或者向上一级党委提出声明，但在决定改变以前，除了执行决定会立即引起严重后果的非常紧急的情况之外，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这个例外条款也是文革之后写的，为的是不让文革的行为再次发生。唐志学说，如果徐勤先真的认为执行戒严会引起严重后果，严格来讲他有权不执行；而5月19日发生的事情完全证明他是对的——按张万舒的记载，38军第一次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在途中被市民围堵九个多小时，最后以“回撤”为掩护就近进入军事单位待命，市民却鼓掌高呼解放军万岁。
但党内的算法不是这一套。唐志学的判断是，在中共内部，决定惩罚的不是行为本身的性质，而是政治需要。38军政委的证言让这一点变得具体：他当即召开军常委会，传达军委和军区的命令，也讲了徐勤先的态度，会议确定要对他做工作，必须让他执行；会后他给徐勤先打电话，转达军常委的态度，“你个人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提出，但必须执行命令，这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全局的大事，会影响38军这个集体”。唐志学甚至提出一个更反常的可能：徐勤先或许知道领导层非常希望他执行，所以以辞职相威胁，是为了让他们更慎重地考虑戒严命令——他明确说这只是自己的推测。
最后决定处理徐勤先的是杨尚昆。唐志学认为这里不完全是法律考量，也包括政治考量：他们担心的是连锁反应。徐勤先可以说自己不执行、别人可以执行，可是如果很多人都学他，或者他在更关键的时刻再次动摇，问题就大了。刘亚洲说过，天安门广场上只要有一个排、一个班，甚至一个人跳出来，局面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于是他们选择拿徐勤先杀鸡儆猴，而不是把他争取回来。
对照之下，处罚的分布很不平均。唐志学念了吴仁华《六四事件全程实录》的记述：6月4日上午，第28集团军的上百辆军车被民众堵在木樨地，官兵们本来不相信发生了屠杀，有年轻人从附近医院拿来血衣，部队军心涣散，一些士兵撕掉领章、扯下帽徽，直到下午都没有向前推进一步，最后全部撤走；六四之后当局对28集团军调查整顿近半年，1989年11月主官被调离野战军、降职使用。七名上将上书反对戒严，徐向前和聂荣臻也写了信，唐志学说他没有看到正式的惩罚。赵紫阳被软禁一辈子，胡启立和芮杏文失去原有职位，但都在1991年复出工作。
而据节目中的介绍，徐勤先最终被判五年监禁，出狱后仍保留副军长军衔的待遇，一直生活在石家庄，2021年去世。唐志学说，对他的处理算是比较严厉，而且他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这个阴影。2011年他在李锐家里接了一通电话，媒体报道之后，军方命令他回石家庄，还问他是怎么认识李锐的；他在石家庄干部休养所和后来在北京同仁医院都得到不错的照顾，但被软禁，出门有人跟随，不见人，也不接电话。唐志学问，党为什么既要侵犯他作为公民的权利，又要给他优质的医疗护理，他自己的解释是这是一种提醒：党可以待他不薄，如果继续不听话，他就会失去一切。就在那通电话里，他谈到过后悔：“已经过去的事，就无所谓后悔了。已经做了嘛！要不当年就不要做，做了就没什么后悔的。”
谁承担责任
唐志学把徐勤先和赵紫阳放在一起看，认为两人的处境非常像；李锐在日记里也写过，徐勤先其人其事可同赵紫阳并美。两人都不愿意执行，都认为应该用民主和法治的手段处理学潮，都说过别人执行也不碍事，也都被劝住了：赵紫阳一度提出辞职又放弃，徐勤先说不愿意参加之后不到24小时就接受了命令。唐志学说，什么是反党，什么是忠诚地提点不同意见，这个界限完全是模糊的，只能由领导人说了算——同一个时期，胡启立、阎明复、芮杏文下台，万里、彭冲和习仲勋却安然无事。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人这么少。唐志学的答案就是他那本书的书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或者说党的核心领导人的利益在第一位。这种组织需要一个可以拍板的核心，否定领导人就等于否定党，否定党就等于否定自己；连算得上开明的万里也说过邓小平对他就跟着对、邓小平错他也跟着错。除此之外还有理性的计算：公开反对没有好下场，容易牵连别人，也不会让领导变卦。徐勤先最后回到38军的理由正是这一套——38军的人告诉他，参加对大局有利、对全局有利；唐志学说，他可能还觉得与其别人执行，不如自己执行，损失更少。
代价并没有因此减少。按吴仁华的记述，6月3日夜里38军在木樨地开枪极其凶狠，不仅射杀街道上的阻拦者和躲在路旁高声抗议的人，甚至端枪向住宅楼扫射，连素有“部长楼”之称的22号楼也未能幸免。唐志学说，不知道如果由徐勤先执行会不会好一点。这个句子里没有安慰，只有一个无法验证的假设。
苏联的对照让这个问题变得更清楚。唐志学引述历史学家Serhii Plokhy和Vladislav Zubok的研究说，1991年八月的苏联军队并没有拒绝执行命令，叶利钦之所以能爬上坦克，不是因为军队“国家化”，而是因为政变者犹豫不决；国防部长亚佐夫决定进攻白宫之后又退缩，是因为他认为别的政变者想让军队去做脏活、再让他承担责任。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军队属于党还是属于国家，而是谁承担责任。徐勤先在庭上问过同一件事：“我说将来出了事谁负责？那首长说，咱们共同负责，大家负责。话是这么说，我说因为要出了事，我说还是直接责任者的事。”而邓小平也想过这个问题，他的说法是：“如果实行戒严是个大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打倒，我自己倒下来。我现在认识到，我这个时候恰恰不能倒下来，文件我可以不看，但不要让身体出毛病，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账上。”唐志学说，1991年的苏联没有讲这样话的人，这是很大的不同。
从六四得出的教训，后来被写进了另一个方向。唐志学引述习近平的内部讲话说，他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当作根本，并把1989年列为军队听党指挥的正面例证，也把军队被拉出党的旗帜的风险主要理解为意识形态渗透。唐志学由此推出一个后果：如果什么问题都是忠不忠诚的问题，那么军内很小的错误也可以被读成政治问题。他反过来问，如果上面要军队做很难做的事，部队的人会怎么办；一个敢提意见的人，会被看成忠诚的意见还是违抗命令，取决于他和领导人的关系、命令有多危险、后果有多严重、命令留下多少回旋余地。袁莉把这一层总结成一句话：“不管你有多么忠诚，你都可以被理解为不忠诚。”唐志学说她说到点子上了。
唐志学不认为这段录像只是一个悲剧性的个人注脚。他说六四是中国当代史的分水岭时刻，作为38军军长的徐勤先到底做了什么，属于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新证据回答了一些问题，同时也带出新的问题。而他愿意从这个案子里带走的，是一个不限于中国的困境：“有权的人叫我们做我们认为是不对的事情，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他接着追问的是制度：什么样的制度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让人陷入这种道德困境，能让人安全地按良心行事。他也给这种普遍性划了边界——共产党的集权程度非常特殊，他并不同意把今天美国的处境说成和中国差不多。
录像开场被宣读的案情概述里，转述了徐勤先当时的另一段话：“这样的行动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一个事件也可能短时间看不清楚，但历史可以证明，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立功，也可能成为历史罪人。”在法庭上，他把自己当时的想法称为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态度。三十多年后，这段录像本身成了那次检验的一部分。唐志学说，中国出了一个因为拒绝杀害老百姓而受到惩罚的徐勤先，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他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