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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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老师说，有校长直接在升旗仪式上告诉学生，双休就是因为他们导致的。那位校长指的，是一张任何人都可以匿名填写的在线表格：611.ICU——早上六点上学，晚上十一点放学，一直到进ICU。填表的人不必留下姓名，只需要写下自己学校的作息。据他介绍，到2025年5月录制这期节目时，表格已经收到四千多所学校的投稿。
袁莉在节目里说，2025年3月新学期开始，国内不少高中开始落实双休制度，一些媒体也在为高中双休点赞。但被问到这是不是超时学习项目推动的，被指为源头的人先泼了一盆冷水：“其实在我小时候就已经有要求双休这样的文件了，但是该补课还是补课。好像十几年也就这样过来了。学生减负也说了很多年，哪一次兑现过，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的吧。”
不明白播客第150期里，主持人袁莉和李老师谈的正是这张表格，以及它的姊妹项目牛马.ICU。两人反复回到同一个问题：在一个连要求双休都可能被算作煽动颠覆或者寻衅滋事的环境里，把成千上万条互不相识的个体境遇汇总成一份公开清单，能不能变成普通人真正用得上的权利手段；而当风险几乎全部压在海外的一个账号上时，这种做法又能走多远。这篇文章追问的不是双休有没有落地，而是这种方法的效力与限度。
四千所学校填进同一张表
起点是春节。李老师回忆，那段时间有很多学生投稿，说学校初五就要开学，希望他帮忙发声。投稿多起来之后，一条条转发效果并不好。团队里有人提议：既然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能不能像2019年的996.ICU那样，用一张表格把这些学校统计和公示出来。611这个数字来自学生反馈的普遍作息。
袁莉在节目中补充了996.ICU的来历：2019年一位中国程序员在GitHub上发起的开源项目，用“工作996，生病ICU”讽刺互联网行业的过劳文化，号召人们列出实行996工作制的公司；它当年得到大量媒体报道，一些大厂屏蔽了这个网站，但按她的说法，超时工作至今仍是大厂的普遍状况。
用一张表格记录境遇，此后成了一种传统。李老师提到，腾讯文档上出现过集体填写的企业黑名单，星星回家计划最初也在国内的文档里进行。他的团队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在该计划于国内被封禁后把它移植到谷歌表格，并在原有基础上又收集了可能一千多个数据；他们由此判断这条路径可行。
数量超出了他的预期。袁莉引用的数字是，611.ICU在2月1日发起，不到一个月收到来自2581所中学的投稿；李老师说，到录制时已有四千多所，而全国高中大约一万二千多所。真正让他意外的不是学生有多苦，而是有多少人能翻墙：“全国有3分之1的学校给我们投稿，那就意味着有3分之1的学校里，学生是会翻墙的。”
这也是袁莉说自己最吃惊的一点。据李老师描述，教育系统内部有人反馈，开会时同样感到震撼。投稿的主力是学生；他提到有家长私信说，自己并不认同填鸭式的内卷教育，但没得选——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送孩子上国际学校，或者下决心带孩子走线。
一份被称作耻辱的名单
填表学生的普遍状态写在项目名字里——611一直到进ICU。李老师给出的平均数是每周在校九十五个小时，上下浮动二十小时：住校，早上六点起床跑操，跑完立刻去食堂，吃完再跑回教室；晚上十点或十点半回宿舍，洗漱完十一点熄灯。假期是一个月一到两天，不是一周。
他说，最触目惊心的一项数据是44%的学校在2024年出现过学生自杀的情况。团队为名单的命名争论过，有人担心耻辱二字太激进。他转述了当时说服众人的那句话：“这个教育模式之下，全国有一半的学校都有学生在自杀，这难道还不是我们中国教育的耻辱吗？”
这里需要一条界线。44%指的是向他们投稿的学校，不是全国学校的抽样：表格由个人自愿匿名填写，处境更糟的学校本来就更可能有学生翻墙填表。谈话中把它说成全国一半的学校，两者不是一回事，这个差别在节目里没有被澄清。
衡水模式被反复提到。袁莉回忆，大概在2018年，她去河北一家很小的公司采访，那家的二女儿在衡水中学上学，家里描述的情况让她当时完全不敢相信：学生课间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李老师没有否认这套模式的另一面，他说确实有人讲述它如何让一个家境不好的孩子考上大学；但在他看来，它造成的心理病态、偏执和各种心理问题，对这一代和下一代的伤害远远大于所谓分数上的成功。
他也没有把家长放到对立面：“我当然理解一些父母，他们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内卷，高考还是唯一的出路，不这样的话就不知道将来孩子怎么办。”袁莉替这种立场补上了更难解的一层：她说很多人认为真正的问题远比周末双休复杂得多，而很多家长焦虑的是自己的孩子双休了，别的孩子还在往前冲。
这是一道集体行动的难题——单方面减负的孩子要在同一场考试里独自承担后果——节目里没有给出解法。李老师的选择是把讨论从衡水模式好不好移开，先看孩子本身的状况：一个月只有一两天假的生活，对一个十几岁的人意味着什么。
不要让他有自己的想法
李老师当过美术老师，在国内和意大利都教过学生。按他的观察，中国学生进入美院第一年往往是全年级最优秀的；但到了大二大三，中国学生的画和大一时几乎一样，意大利学生已经开始有自己的艺术语言。
他不把这归因于天赋或者勤奋，而归因于人为的设限。他记得自己当年教高三时，校长的要求是：“你们教孩子的时候不要让他有自己的想法，就直接给他一张照片，给他一张画，让他一直对着这个画就可以了”。学生只要把这张画记熟，考场上默写出来就够了。
在他看来，更严重的不是这条要求本身：“最可怕的是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他认为这就是对的。他认为他不思考，他去做一个别人认可的东西是OK的，他不敢去做那些别人不认可的东西，他不敢去跳出那个给他画好的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他说这些学生并非不成功——回国之后进地方美术家协会、参加全国美展，在熟悉的框架里获得一种设定好的成功；但在他和袁莉看来，这种成功对国家的文化进步和个人的才华都是一种浪费。
他还记得一部戒网瘾学校的纪录片：叛逆的孩子被电了一个小时之后整个人麻木，父母却觉得他终于听话了；按他的描述，真正的噩梦从那一刻才开始。由此他给出一个更大的判断：这套教育要培养的是听话的人，而不是有创造性的人。他说，官方一直强调创新，习近平也常提，但真有创造性的人一定带着颠覆性、一定会叛逆——这样的人，他们其实并不需要。
体制内的人也在填表
在他的总结里，两个项目是同一件事的两头：“你小时候是611，你长大以后是996，你不是在上学的时候崩溃到进ICU，就是工作时候崩溃到进ICU。”第二个项目叫牛马.ICU，针对超时工作。袁莉引用他们的数据：收到990份关于企业的投稿，其中国企占20%，私企最多，占59%——这990是投稿的份数，不是企业的家数。她说行业几乎无所不包，制造业、外卖平台、医院、运营商和中石油都在其中。
同一时期，一些大厂开始限制加班。袁莉提到，2025年3月大疆强制员工晚上九点下班的消息登上热搜，节目录制前不久小红书也说要取消996。李老师认为这与投稿呈现的状况并不冲突，反而是一种证明：“一个保障工人基本的八小时工作制的新闻，最后居然能够变成全民讨论的话题，所有人都在点赞。”在他看来，哪怕体制内名义上是八小时，下班之后仍有无尽的工作。
更让他意外的是体制内的投稿。他印象最深的一份来自克拉玛依统战部：投稿人点名当地一位副部长，指控其存在贪污和渎职，同时反映严重的超时工作和待遇问题。据他描述，当地很快追查投稿人，没有查到；两天后，被点名的官员在官网发文稳定军心；投稿人又回来告诉他，他还会继续爆料。
这些指控由匿名投稿人提出，经李老师转述，没有独立证据支持，也没有被指控者的回应，本文因此不重复投稿中的姓名。他的解释是，很多人进入体制并不是想依附体制，进去之后不喜欢又出不去，因为外面更糟。匿名也不是所有人的选择：他提到有投稿人坚持实名曝光领导，团队把名字隐去后，对方反而追问为什么要隐去他的名字。
真实性的质疑一直存在。李老师的看法是，不相信的人怎么样都不相信，而不相信本身就是无力感的一部分。捣乱确实有：最早的表格里有人连载色情小说，后来牛马.ICU又在短时间内收到大量垃圾投稿。团队现在有十五人左右的审核队伍，分A、B两张表，审核之后才发布；他也承认，没有办法保证百分之百没有错误。
问到投稿里共同的情绪，李老师说表面上是对喘息的渴望，但深一层是别的东西：
其实大家真正希望的是自己可以像一个人一样被对待：我是一个工人，我享受八小时的工作日，我希望的我有保险，我有五险一金，我是一个有尊严的公民。
这也是很多人自嘲为牛马的原因。学生的诉求同样朴素，他说他们要的只是一个可以休息的双休日，“但是他们对双休日的期望，就已经被认为是在煽动颠覆或者寻衅滋事了”。
文件早就有，补课照旧
那么2025年春天的这轮双休，算不算兑现？李老师给出的不是结论，而是一条链条：最早上榜的一些学校通知延期开学，随后各地普遍下发文件要求延期开学，再到全国性的双休和取消晚自习；上榜学校引发舆情，被教育局公开通报；有的学校明确要求学生不要翻墙填表，也有校长在升旗仪式上把双休归因于他们。
反应里也有点名。袁莉提到，广西北海中学校长王建刚在家长会上称，611.ICU超时学习项目是春节后全国高中突然双休的外部因素，并把勇于发声的学生称作小汉奸。李老师认为这体现的是这位校长的懦弱，把自己的责任推给境外势力。他对这位校长还有别的指责，因没有独立证据和当事人回应，本文不予采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自己给出的另一面。各地教育厅下发文件要求下面的学校双休之后，据他描述，“很多地方的学校，它反抗省教育厅的命令，还是在继续上课，或者又恢复补课了”。被算作成果的那个双休，在一些地方已经被收回。他对此的评价是“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作用，那反而更好”——按他的解释，如果连省教育厅的命令都有学校敢公开对抗，事情听起来反而更严重。这些都是他单方面的描述，节目里没有出示文件或通报。
他不用有没有兑现来衡量这套办法，因为在他看来，它改变的是另一道算术题。据他所说，过去几年不少学校发生过学生要求放假的抗议，结果往往是带头的学生被退学、开除或者停课，个体代价极大，最后可能只换来多放一天假。他还提到一种更极端的情形，原话是“更有甚者可能是有些学生用跳楼来给自己的同学换假期”——限定词是他自己加的，他没有给出任何具体案例。
而在表格里，一个人不必说出自己是谁，只要填下学校的作息，就是“一人投稿，全校放假”。有人说他这是吃学生的人血馒头，他不接受这个说法。这道算术成立的前提是代价可以被集中：他说，大家面对这样一个极权环境，肯定更希望匿名投稿，由他来承担绝大部分代价。
代价是具体的。他说，自己以前工作的地方被大使馆写信；在意大利时，有人派黑手党上门骚扰；另一位海外博主在加拿大的住所也天天有人去找。这类生活已经回不到原来的样子，在他看来，对方就是要用这种方法惩罚人。但他算过一笔账：他只需要敲敲键盘，对方却要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哪怕现在、就是此时此刻有人破门进来把我抓走，我也觉得自己是胜利者，因为我已经对他们造成了足够的伤害了”。以上均为他一人的说法。
反对派的位置，与更大的对手
争议还来自另一个方向。袁莉提到，2024年12月李老师和同伴发行$Li币时引发不少批评，有人说他把反共当成生意、在割韭菜。他的说法是，“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蛮灭顶之灾的”：铺天盖地的舆论压过来时，即使没做过也很难自证。他的回应是：“因为没有做，账户都在那里，知道我没有做的肯定是知道我没有做，但是对其他人好像我再解释也没有什么用。”节目里没有第三方对资金去向的核验，本文同样无法独立核实。
他更愿意谈的是这件事之后的变化：账号从被动接受投稿，转为主动设置议题。他提到自己在2024年11月这档播客的白纸两周年那期说过，既然对方这么怕他，那就要想办法和他们碰一碰。
变化最大的是自我定位：“我一直认为我只是一个博主，而共产党并不这样认为。所以他们始终都是以打击反对派的力度去打击我。”按他的描述，当他还把自己当成博主时，这种压力让他无法喘息；当他试着把自己当作反对派，压力反而扛得住，因为身后有一个团队和一个社区。他由此推断，对方投入这么多资源，恰恰说明他们害怕互联网上的一条帖子、一条评论、一个视频；节目里没有其他佐证。
但在他的描述里，真正的对手不是使馆的信，而是普遍的无力感。他说无论国内还是海外，很多人都觉得什么都改变不了；也有人觉得需要改变，却不知道从哪里做起——难道真要去推翻共产党，还是去起义？多年的路径依赖之下，没有人觉得这个社会可以被改变，大部分人希望的只是自己的生活稍微变好一点，他说这也无可厚非。
他最常听到的反驳，被他概括成一句话：
简体中文圈的一个真正的“政治正确”就是“你做什么都没用”。对大家来说就是：“你争取双休有什么用？”、“真正的问题是共产党，你应该打倒共产党，应该推翻共产党”。
他的回应不是反驳这句判断，而是把目标缩小：在能力范围之内做到最好，先改变一些微小的事情，这些小事将来可能成为撬动整个地球的支点。比具体成果更重要的，在他看来是公民意识——让人意识到自己可以不做奴才，做公民；他承认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更长的指望放在下一代——如果学生时代就意识到休息的权利可以争取，十年、二十年后，这些人会成为社会的中坚。
可用的通道同时在收窄。袁莉指出，六年前996.ICU还能得到很多中国媒体报道，今天这两个项目基本只能靠他一个账号传播。李老师承认这是遗憾，项目在国内已经完全搜不到；但他从填表人数反推，翻墙的人正在变多，推特上的讨论越来越像当年的微博——这是他的推断，不是可核验的统计。
他也提到时间。疫情到录制这期节目已过去大约五年，他说自己当初还不到三十岁，现在三十二、三十三了；他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最后变成每年出来讲几句话、办一个白纸运动纪念馆——他随即补充，自己不是在评价八九一代那些人。
访谈最后落在记忆上。李老师说，中共一直强调一种正确的记忆，比如疫情三年如今被讲成伟大的胜利，而经历过的人知道那三年失去了多少。他因此劝那些暂时不敢开口的人先把自己的境遇记下来：“我们每个人的个体记忆都是最宝贵的，它拼凑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蓝图。”
被校长在升旗仪式上提到的那张表格，正是这样一份拼图的开头。四千多所学校的作息填了进去，填表的人不必写下自己是谁——也有人偏要写，被隐去姓名之后还反过来抗议。至于那些作息有没有真的改变，他自己的答案比外界的归功更冷：文件早就有过，补课也照旧过；这一次文件下来之后，据他描述，一些学校又恢复了补课。已经发生的是，这些原本只存在于私信里的境遇，第一次被放在了同一页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