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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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播客第170期《从上海到华盛顿：季风书园与中国公民社会的覆灭与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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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店的消息传开之后，于淼在上海一个区一个区地找新的店址。他回忆，往往是今天刚和一个有意向的房东谈过，第二天警察或者一通电话就到了对方那里，警告他不可以和季风书店合作；有的房东给他打电话说实情，有的随口编一个理由。每个区的结果都一样。袁莉在节目中提到纪录片里的一个镜头：他拿着探测器，在店里测出了窃听器。于淼说那大概是标准流程作业，对方也知道听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有一件事对方做得很有效——他第一天上门看房，当天就被知悉。那段时间，他们到饭店包厢吃饭，也要先拿仪器测一遍。
2018年1月31日，季风书园在上海关门。2024年9月1日，同一个名字的书店在华盛顿Dupont Circle重新开张，租约一签就是十年。在不明白播客第170期里，袁莉把他闭店演说中的一句话摆回他面前：“这个伤疤已然形成，无法逾越，无法愈合，我们只能跨越。”这场谈话真正追问的，是把一家书店搬到另一个国家重开，究竟算不算跨越。
二百八十三天里的每一天
2017年初，于淼得到一个消息：房东上海图书馆将在2018年1月底租约到期时收回房子，理由是国有资产回收。他不相信这个理由。据他描述，一些可靠的朋友传来大大出乎他意料的信息：“这是上海市政府的决定，给我们的定性，一个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一个是颜色革命的堡垒，肯定是要拔除的。”传话终究是传话，他说自己不想据此自我裁定命运，于是通过公开邮箱写信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
一个礼拜之后，公安找到他，说信在他们手上，他们代表权威来谈。那场谈话持续四个小时。他用图穷匕见形容那次见面：对方把认定的所谓季风的罪状和盘托出，他这才知道，局面已经无法更改。袁莉问对方有没有威胁过他，他这样转述：“他们说你不要再去挣扎，也不要发出任何声音，你就接受这样一个决定，静悄悄地让书店关闭就好了。”按他的理解，如果再有其他声音，下次见面就会更加剧烈。
剩下的日子只能按天过。他回忆，文化执法大队到店里，把免费赠送的佛教宣传小册子认定为非法印刷品，罚款；二十周年印给讲者和会员的特刊，同样被认定为非法印刷品。工商和税务接连上门，税务局长上门前先打电话问老板在不在，说想谈谈非税务的问题。派出所的人连续两周每天到他家敲门，公安三天两头出现，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
比冲突更难对付的是不确定性。“我今天上班去书店，我真的不确定今天会发生什么。是不是晚上还能回家，我都不确定。”午休时走出地铁站，看着地面上川流不息的人流，他觉得这个世界和自己保持着距离：“他们是正常的存在，而我们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存在。”这种感觉，他说到今天依然很真切。
一家书店对政权构成什么威胁
袁莉问了那个最难回答的问题：一个这么强大的政府，为什么容不下一家书店。于淼的回答没有把对方写成非理性的。他说，一个以权力保护和权力自保为核心的政权，必然希望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控制思想，也就必然要消除一切可能活跃思想的文化隐患；从这个角度，他理解他们在做他们该做的事。他随即把自己这一方放进同一个句式：“而我们呢，作为一些不希望被碾压的个体，也在努力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就是争取自由表达的权利。”
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静悄悄地关门。他的算法很简单：对方没有让他立即关门，还剩二百八十三天，那就是他们仅有的二百八十三天。“因为对书店来说，它的武器不是冲撞和吼叫，而是书里自然流淌出的知识、思想和美感。”于是那两百多天被做成了一场漫长的告别，他给它的定义是：“优雅不是退让，温和也会有力量。”
闭店演说里他说伤疤里是无知和荒谬。后来的解释把这两个词拆开了：荒谬在于，他们努力做自己认为有价值、正当的事，本以为能感受到改变社会的可能性，看到的却是一堵高墙；也在于，他们只能无奈地看着一个被读者信任的品牌随卷帘门被拉下。无知则指向另一边：“我觉着惧怕人的思想，惧怕这样一个公共讨论的空间，就是代表一种无知和胆怯。”
黑名单与签证官的四十分钟
关门不是终点。他回忆，1月31日之后还有欠出版社的应付款和员工遣散费要处理，一位好心的校友把工业园区里家居生活馆的一角借给他们，堆库存书，放办公桌。第二天警察就上门，此后每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同时不断给那位校友施压。他们撑了一个礼拜，只能再次搬走。
更彻底的是另一件事。他说自己被列上了一份黑名单，不能再从事任何商业行为：去工商局注册公司，或者以股东、董事、董事长的身份签字，都不作数。他复述工商部门给他的原话：“你唯一签字有效的就是签字说：我退出季风书园的董事长的位置。这个签名我们认，其他的都不认。”袁莉追问这是不是明着说的，他答，对。
按他的说法，那之后他在国内已经没有生存空间，留下来也可能给别人带去风险；二百多天的告别本身也让他心力交瘁。他决定去体验一下美国的教育，于是和所有学生一样考托福、考GRE、递申请，拿到几所大学的录取，选了华盛顿DC的一所，专业正好是政治学。签证面谈时，别人一分钟就出结果，他被盘问了四十分钟——他说签证官想不通一个中年人为什么要出去读书。袁莉替他补上了年龄：那年他四十七岁。
袁莉说他随后全家搬到美国，并在提问中提到妻子小芳回国探亲后被边控。她把年份说成2011年，于淼当场更正为2022年：妻子一月初回国照顾母亲，原定8月1日离开中国与家人团聚，却被告知限制出境，唯一的条件是换他回去接受调查。
据他描述，对方拒绝和他直接联系，而是三天两头找他妻子问话，让妻子传话，再从他这里取回应；指控是他在美国用笔名发表政治评论文章，批评中国政治和政治领导人、评论俄乌战争，证据则是在美国获取的上传文章IP地址与他美国家中的IP地址，对方认为两者一致。他自己也说，这类信息的获取方式肯定不能放在桌面上谈，他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大费周折。这些都是他一人的陈述，谈话中没有另一方的说法，也无法在文字稿之外核实；袁莉说当时有不少国际媒体报道过此事。
十年租约和百分之一百二十
袁莉引述过他闭店演说里的另一句话：那也是他气力用尽的最后一刻。六年后重开，气力从哪里来，他自己拆成了两半。消极的一半是没有别的选项：不能按原计划回国，就得留下，而留下就需要迅速熟悉环境、和当地社群产生互动，“而不只是一个陌生社会的旁观者或者边缘人”。积极的一半是一种自我赋予的意义：“我仍然认为我现在做的每件事情有可能和一个未来更好的明天、更好的社会相关联的。”
钱的问题，他一开始就没打算靠书店本身解决。2012年从严搏非手上接手季风书园时，他就没把书店当成赚钱的项目，而是想做成一个凝聚人和思想的公共空间；在上海，隔一段时间总能拉到一些愿意投钱的朋友。到了DC，他直接把书店注册成非盈利机构，指望把公共性做到最强，再靠社会支持和读者呼应解决财务问题。
十年租约是比出来的。他最初想把第一家店开在纽约曼哈顿，图的是影响力和能见度，但中介给的选择不是面积太大就是单价太高；他判断，一开始就背上那样的压力，可能根本走不远。视线转回他生活的DC之后，Dupont Circle一家有五十年历史的老书店隔壁正好空着，面积不大，和曼哈顿一比价差立刻显了出来。房东还给了折扣：他在Dupont Circle有二十多处物业，觉得这个地方与其让给餐饮，不如让给一家书店。他很愉快地签了十年。
一年之后的账，他愿意公开比例，不愿公开数字：房租约占每月销售额的30%，人工约35%，进书成本约55%——三项相加已经接近120%，还没算其他杂费。“这种情况下，我和我太太是一分钱工资也不拿的。”袁莉说，他和小芳开书店这一年明显老了，她上次去华盛顿见到两人时有点心酸；他只承认自己憔悴了。
他说财务压力客观存在，心理压力却不大。乐观有两个来源：店长把所有品种搬上了网店，全美甚至日本都能寄，他期待线上销售有朝一日追平线下；非盈利机构的身份则让他相信，公共捐款和其他支持会越来越多。眼下的月捐会员分29美元和99美元两档，加起来大概只有几十个。
八十多场活动与揭不下来的留言
开张一年，他们办了八十多场活动。讲者里大陆学者的比例偏低，原因有两层：出来的机会本来就少；来季风讲座也有顾虑，上海时期的顾虑传承到了这里，而且确实会碰到阻力。袁莉接了一句，会接到电话。他重复了一遍：会接到电话。
第一个月的三位嘉宾是裴敏欣、吴国光和哈金。他说当时非常恐慌，怕请不来人——谁会来一家新开张的小小的书店。哈金住在波士顿以外很远的地方，坐了八个小时火车过来，谢绝了他提出的路费和住宿：“不用，我自己解决，我来就是对你的书店，对季风的一个支持。”送他去火车站时，他看见哈金拉着一个很陈旧的行李箱。
读者带来的东西更难预料。开业第一天晚上，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打来电话，说自己有五十年的藏书；他赶去现场，看到八九千册书，一半英文一半中文，不少是一九四几年、五几年、六几年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珍稀书，对方一分钱不要，全部捐出。地下室本来想做咖啡，许可证没拿到，索性改成二手书陈列。也有从上海来的读者：一个女孩抱着父亲的肩头一直哭，问她怎么了，她说小时候常去上海的书店。
销售榜也在说话。卖得最好的几本里有许成钢的《制度基因》，中文版在台湾出版，印量有限，到货就被买走；也有记者Emily Feng写的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写了近二十个人的故事：人权律师、香港的抗争一代，以及内蒙古一位为维系母语而面临痛苦选择的青年教师。
影展是另一条延长线。他说上海季风每两周放一次国内草根独立纪录片——这些片子拿不到许可证、进不了影院，书店成了重要的放映场所；这条路在2017年3月戛然而止，他把原因归于当时出台的电影产业促进法，按他的概括，没有许可证的影片不能拍、不能放、也不能去国外参展。这一次，DC周边两位导演提出办华语影展，他一拍即合。海报上是一块碎砖，他解释那是隐喻：原有的土壤不存在了，很多人改行或转拍商业片，但仍有人在坚守。“我们希望在废墟之上看到有人还在建设，废墟之上还连接着一个真实的世界。”
店里除了书，唯一的装饰是从上海装裱好运来的照片。他说自己没有刻意挑选，只有两条标准：代表不同时期的季风，从陕西南路的老店到上海图书馆店；也代表不同地区的讲者，大陆的秦晖、鲍刚生，台湾的孙隆基，香港的周宝松、梁文道，美国的傅高义。
留言墙则是一整扇大玻璃。二百八十三天倒计时期间，店门口立着这样一面玻璃幕墙和一块每天变小的倒计时牌，读者把留言一张张贴上去；起初还能透过玻璃看见店内，留言贴到后来，视线被完全遮住。他说，那个过程就是他们逐渐谢幕的过程。这些留言被裱起来收藏，这次带来一小部分贴在玻璃上。新店开幕时他们本想反过来，让DC的读者一张张揭下来，露出背后的诗句；最后谁都没舍得揭。
原地跨越还是另辟蹊径
袁莉问，华盛顿的季风是对上海季风的怀旧，还是一次新生。他选新生，理由却是他想回避怀旧：“因为每当怀旧的时候，你能看到之前的那些无奈，那些挣扎，那些痛。它是有痛的，而且这个痛没有过去，现在仍然有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他说，更强的是对故乡、对亲友的牵挂；这些他埋在心底，盖了一层东西，一般不去触及。
于是袁莉把七年前那句话还给他：你跨越那个伤疤了吗。“我现在还真的没有跨越，还是没有。对，我只是另辟蹊径而已。”他给跨越下了一个更硬的定义——当年形成伤疤的那些内因被消除，才算跨越；而那些内因仍然存在，有些阴影即使他到了这边也如影随形。“我还是期待未来能够跨越的那一刻，而且是原地跨越的那一刻。”袁莉问是不是把季风开回上海，他笑着答：“季风和我都回上海！”
节目结尾播放了上海闭店那一夜的现场片段，其中的告别辞是：“过了今夜，季风书园在上海将不再存在。但季风会继续吹拂，我们相约未来。”七年之后，这句话兑换成了一份十年租约、八十多场活动和一堵谁都舍不得揭的留言墙。华盛顿那面留言墙上有一条读者留言，袁莉在节目里念了出来：“风继续吹，它的名字叫自由。”它没有兑换的，是那个更硬的条件：按他自己的定义，跨越必须发生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