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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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播客第172期《人们为什么怀念“经济上行期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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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一个核心地段的小洋房里，一场婚礼照常举行。余先生是替朋友帮忙才去的。据他描述，他在宴会中途才知道，其中一位新人是蚂蚁金服的管理层，而那正是蚂蚁金服最火的一阵。同性婚姻在中国不合法，也没有被承认。他自己是性少数群体，读大学时就关注多元性别群体的权益，看着眼前这一切，他说自己很恍惚。
“假装这个社会不存在，假装这些社会规则，这些社会的压迫都不存在。只要我们有钱，就可以这样包下来，办一场婚礼，管它有没有这个法律，我只要办了，我过好我自己的生活就好了。”他说这给了他很大的冲击，同时相信非常多的人都跟他有一样的想法。
今年，“经济上行期的美”成了中文社交媒体上的流行语。不明白播客第172期请来四位年龄、行业和处境都不同的人，谈他们记忆里的那个年代：一位广西的工程师、一个在加拿大的北京女孩、一位从上海大厂离职后去了柏林的设计师，以及一位关掉餐厅、到东京重新开业的创业者。四个人的说法并不一致，有人承认自己根本没分到红利，有人承认小时候看不见那个年代的黑暗。把四份回忆并排放在一起，浮出来的问题不是经济什么时候开始下行，而是那些年被当作“美”的东西，究竟是钱买来的，还是钱暂时替他们挡住了别的东西。
有钱就可以绕开的那些年
余先生今年二十九岁，内蒙古人，本科在东北读，研究生和工作都在上海。他在来信里说，当时他觉得只要进了大厂、挣够了钱，就能无视社会与政治的限制，过上想要的生活。那场婚礼之所以冲击大，正因为它看上去证明了这条路走得通：法律没有变，钱却似乎可以把法律绕过去。
他后来说得更直白：“我上学时候我也知道我们需要用VPN，我没有自由的互联网，没有所谓的言论自由。但是当你感觉大家真的非常多的钱，过着非常优质的生活，非常丰富的生活，你会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先挣钱，先过上他们那样的生活再说。”
这句话是四场谈话共同的枢纽。上行期发给普通人的不是权利，而是一张可以暂时不谈权利的门票。持票的人各不相同：有人买到一场法律不承认的婚礼，有人买到三份工作邀约，有人买到的只是相信自己会发光的心情。票价一旦涨到买不起，被绕开的问题会原封不动地回来。
那个允许普通人发光的年代
韦先生今年三十四岁，1991年生，在广西一个小城长大，现在是建设行业的工程师。他记忆里最清楚的是中学时代的街头时尚：夸张的非主流发型、衣服上的水钻和亮片、手机上一闪一闪的挂件。“我记得我当时手机上就一直会有那些挂件，换了一个又买一个，换了一个又买一个。手机一定要发光，别的不用，手机要发光。”
他在给节目的来信里把这一切写成一句话：“那是一个相信发光的年代，好像大家都觉得自己可以跟着时代一起亮起来。”他自己的解释比这句话冷静：年轻人在哪个年代都想被人看见，区别在于那时的社会更包容，让人觉得未来是光明的，所以才喜欢发光的东西。
在北京，同一种东西是另一副样子。Cora今年二十五岁，2000年出生在北京。2010年前后她因为上课外班常去海淀，看到的是一片由普通人独立经营的小生意：地铁口一大片夜市、卖烤冷面和鱿鱼的地摊、海淀剧院附近一家窄得只能挤着走进去的夫妻甜品店。据她描述，那对夫妻没有因为店面狭小而对未来失去希望，反而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客人。
她坚持那种“美”和收入无关。“他们可能不断重复在说炸鸡柳多少多少钱，但是你会感觉到他的声音简直像一个歌手的声音，那种魅力像一个影星的魅力。”在她的解释里，让人发光的是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感，是她用英文找到的那个词，contentment：不需要想未来，也不需要想过去。
怀旧的人未必分到过红利
韦先生并不认为自己是那个年代的受益者。他记得2012年前后毕业去做销售的同学，卖房卖车，干一两年就能付首付；而他2019年想换工作时，在老家的小城找不到合适机会，在家躺了一整年，2020年才进入工程行业，他形容那是“49年入国军”。刚入行时月薪三千五，如今年收入约十二万。他估算，同样的资历放在上行期的广西，收入应该在十五万以上。
他也主动补上另一半事实。他上初中、也就是2000年代初的时候，家里在市里办过一个教小孩英语的培训班，赚了些钱，置办了两套房产。红利没有落到他这一代身上，却落到过他的父母身上；他说，这样的机会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林女士1979年生于福建一个沿海城市，2001年，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那一年大学毕业。她七月才毕业，3月1日已经以正式员工而非实习生的身份进了一家五星级酒店，她说自己和身边的同学人均手握三份工作邀约。最基层的岗位月薪约一千五百元，十年后她离职时是九千元；她记得那时每年加薪是常态，即使职位没有调整，每个人也会收到一封信，说因为物价上涨所以调整薪水。她当时是月光族，因为觉得生活一定会向好。
多年之后，她给这种确信找到了一个词：“你觉得你家里的生活就是一天比一天好，这是我们的经历，也是我们的bug。”
最坦率的自我限定来自年纪最小的Cora。被问到年轻人对那个时期的向往是不是一种虚幻投射时，她没有辩护：“因为我们当时很小，所以真的没有接触到这个世界的很多面。真正的那么多的糟糕的事情都被压下来了。”她举的例子是山西煤老板：当年是致富传奇，后来她看了《盲山》和《盲井》，才知道煤矿的另一面。
上行期结束在各自的一个日子
四个人指认的终点不是同一年。Cora最早，是2014年。她常去的一条街上都是小平房，服装店和小吃店都有很多人光顾，突然全部被推倒，据说理由是穿墙打洞、影响市容。她当时以为那里会变成对居民有用的地方，结果全变成草坪，她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安置原有商户的消息。2017年的驱逐低端人口之后，她感到的已经不只是买不到又便宜又好吃的东西。
“虽然说我是出生在北京的，但是有时候我却觉得这种不安全感是相通的，现在是他们，以后也可以这样对待任何人。”2022年本科毕业，她答辩通过后立刻改签机票，两周后飞离中国，毕业证也没有拿。
林女士的终点是一句话。2019年春节的家庭聚会上，一个做企业做得不小的亲戚说：“今年是过去10年最差的一年，也会是往后10年最好的一年。”她记得大家印象很深，却没有体感，只当它是一句段子。2019年12月，她重金投了一家新餐厅，开在她当年工作过的那家五星级酒店里，装修和设计标准都很高。餐厅2020年开业大约两个月后遇上疫情。
她说，2020年和2021年的短暂封控里，她一直是积极应对的状态：不能堂食就做外卖，营建社区，外卖还做得有点风生水起。真正让她失去斗志的是2022年春天。在她的记忆里，上海封城、铁链女事件和东航空难差不多同时发生，那之后整个人就已经很不好了。
余先生是踩着尾巴进去的。2020年前后他进入大厂时，被反复吹嘘的食堂和福利质量已经很低，年假五天，病假五天，他说上班开始觉得跟坐牢一样。他记得当时有新闻说，可能是字节跳动，年会发了几千部iPhone和iPad；等他上班，年会的最高奖品是一部iPhone。求职时人人打听十五薪、十七薪甚至二十薪，他最多拿到十三薪。
工作内容也在变。他说上学时他们分析的竞品是苹果和谷歌怎么做设计，工作后分析的是拼多多和美团怎么砍一刀，怎么让人误触进入某个页面买一点东西。他补充说，这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邪恶，说白了就是让用户多点一下、多看几条广告；但当他发现自己大部分工作都是这些，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意义。
止痛药退去之后剩下什么
余先生给这段集体记忆找了一个不留情面的比喻。他在来信里写道：“经济繁荣就像止痛药，药效散去后，所有社会结构、政治、人权，尚未解决的问题都会重新涌现。”在节目里他把比喻推得更远：经济退潮时，人会怀念再吃一片止痛药的感觉，而那时上来的其实是瘾。
他先从自己的身份说起。经济退潮之后，既没有钱办婚礼，权益也依然没有争取到；他提到，此前郑州发生过针对同性恋群体的袭击事件。按他的说法，止痛药退去之后最容易受攻击的，正是被主流叙事边缘化的群体，而上行期里大家今朝有酒今朝醉，没有想过要怎么争取自己的权利。他把同一个逻辑用到劳工权利上：上行期年假就只有五天，如今996内卷，也没有工会。
林女士察觉不对劲的时间更早，而且和生意无关。她说2013、2014年前后，报纸、杂志和书都很丰富，虽然身在二线城市，却觉得和北上广乃至海外联系密切。到了2016年，过去可以看的电影一部一部都不能看了，她喜欢的文章被删除，能够流传的时间越来越短。袁莉在节目中补充了背景：2016年2月，习近平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提出“党媒姓党”，任志强的微博随后被删；她说，13、14年开始打击大V和媒体，言论管制确实越来越紧。
韦先生的版本发生在自己脑子里。他说自己一直脑后有反骨，不太听信宣传，出了事总想说两句，又怕说多了影响工作和生活——被禁言封号是小事，怕的是被喝茶。他在来信结尾写道：“可冒起这个想法时，才发现自己的脑子里早就建起了网信办和中宣部。我们逐渐习惯自我审查的眼神，不是世界不再闪烁，而是背后有人亲手熄灭了很多值得一闪一闪的东西。”
Cora把这条线索说成一句判断：那种安全感并不只与经济挂钩，它与政治息息相关。四个人从四个方向走到同一处——他们怀念的年代里，经济从来不是一个能够单独拿出来谈的变量。
怀旧是软弱，还是审慎
这场大规模的怀旧本身又是什么？节目开头引述新榜的统计说，千禧年、经济上行期一类怀旧标签在中国互联网的浏览量超过百亿次。Cora说她看那些帖子时并没有觉得是批判，而是觉得不再孤单、很温暖、找到了同路人；她把它形容成梦幻泡泡被现实戳破之后有点脆弱的感觉。
韦先生的判断不同。他觉得其中确实有阴阳怪气的成分，但整体是中性的：对他本人来说更多是怀念自己的青春，而在下行的环境里，它也带着消极反抗的意味。他把这股劲和李克强去世时人们的怀念放在一起，认为是同一种性质。
给这场怀旧划出边界的仍然是Cora。她注意到有些穿搭博主会穿几十年前的风格，同时声明：“我们穿这样，但不是代表我们支持当年的那种性别观念。”她把这句话概括为vintage style but not vintage values，并说这种带着审慎的回看过去很有必要。她自己的分寸也在同一处：她要说的不是那些人低端所以必须离开北京，而是这个城市、这个政府不够包容。
四个人应对下行的方式并不一样。韦先生打算再多考几个证，然后苟住，他把这概括成“一个苟字诀”。林女士在绝望之后重新找回了对自己的信心，理由很具体：身心状况还好，只是过完了前半生，工作到六十五岁应该没有问题。她去了东京，现在也经营一家餐厅，居住空间可能只有过去的一个零头，但她说自己不会想回到过去，更看重接下来的二十年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余先生的答案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他在信里写道，写这封信不是为了缅怀那些泡沫一般的幻想，也不想说润就是唯一的方案，“当我们都在比谁能在泰坦尼克号上抢到头等舱时，也许更该问的是，这艘船到底要开向哪里？”在那场小洋房婚礼上，被当作答案的正是头等舱：有钱就可以自己办一场法律不承认的婚礼。等到船票涨到买不起，他才把问题换掉。他现在给更年轻的人的建议是跳出自己周围的圈子——哪怕身体跳不出去，思想也要跳一下，要有勇气否定现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