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6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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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四川江油一名女生被几名同学殴打，过程被拍成了视频。8月2日视频在网上流传开来，最刺痛人的不是殴打本身。据李老师在节目中转述，视频里受害的女孩说：“你们不要再打了，再打我爸爸要报警。”对方又打了几个耳光，回她：“我就不怕报警，你不要威胁我。”
视频传开后的第三天夜里，同一座城市里的成年人遇到了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李老师说，8月4日晚上十点开始第一轮清场，午夜十二点第二轮，凌晨三点最后一轮，戒严区域一轮比一轮向外扩。他说当晚给他印象比较深刻的画面有三个，其中一个来自直播：一位阿姨冲着警察发问，是不是要开始打人了，“那个警察不说话，对着对讲机嘀咕了一句，然后那群特警就冲上来开始打人。”
在不明白播客的一场直播里，主持人袁莉和两位讨论者花了一个半小时把江油从头捋了一遍。一位是靠网友投稿运作账号的李老师，他手上有较完整的时间线和现场视频；另一位是油管频道世界苦茶的主理人李厚辰，他此前从基层治理的角度做过分析。袁莉在开场给出的判断是：“这件事起于未成年人霸凌，终于政府霸凌公民。在这个国家，每个普通人都是弱势群体。”
这场讨论真正留下的不是对江油的谴责，而是三个更难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出事的是学生，上街的却是家长；一座据李厚辰检索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并不算穷的小城，为什么会把一件事办成这样；以及当同类的爆发每隔几个月就出现一次时，除了勇气，还缺什么。
从一段视频到三轮清场
李老师给出的时间线本身带着证据等级。7月22日女孩被打之后，按网上的说法，父母从当天起就去警察局报案，警察始终推诿；另一种说法是他们报的是失窃——他说这一点他无法证实。8月2日视频曝光后迅速传开：画面本身让人愤怒，施暴者在视频里又格外嚣张。
8月3日一早，江油市民聚到当地政府门口。政府很快下发通报。据李老师转述，两名施暴者分别被拘留十天和十三天并送专门矫正学校，另一人未满十四岁，批评教育后交监护人管教；受害人被鉴定为轻微伤。通报没有平息现场。政府邀请市民进会议厅开说明会，处置方案仍不被接受；据他描述，现场传出的画面里，受害人的父母跪到了一位政法委官员面前。袁莉补充说，那位政法委书记让大家进了会议室之后就不再露面，改派一名公安局副局长出来沟通。
聚集点很快不止一处。施暴者家附近有人送花圈、烧纸钱，江油一中门口也聚了很多市民。李老师说，到了中午和下午，开始出现警察抓捕围观市民的画面，不停有人被抬出去、被打；他还说，有一位老太太在理论的过程中，一个走到她面前想保护她的人也被拉走——他说不清楚那是她的孩子，还是普通人。到了晚上，路口仍有人聚集，唱国歌，开直播。
三轮清场之后，8月5日白天通往市政府的道路基本被封，有网友拍到高速公路上大量特警车辆开往江油。李老师说，凌晨三点有网友拍到军方的信号干扰车进入市区，干扰设备已经支起来了。他强调，这正是江油与很多同类事件不同的地方：“江油的民众是完全无辜地被打。他们没有政治口号，没有过激行为，没有发生冲突，警察却单方面无差别地殴打、暴力镇压他们。”
上街的为什么是家长
李厚辰说他最初是惊讶的。过去能把市民推上街的事大多带有公共利益的性质——他举了PX工厂，也举了白纸运动：那场运动虽起于新疆大火，但动态清零影响每一个人。江油不同，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别的家庭并没有遭遇同样的事，受害者的父母还是听障或有语言障碍、无法表达的人。
顺着这个惊讶，他提出了整场讨论里最完整的一个命题。世界上很多民主运动始于一个年轻人的死亡——他举了韩国、突尼斯、埃及、台湾，也举了伊朗女孩因未戴头巾被拘押致死引发的抗议——之后是学生和年轻人持续上街，因为学生最不缺时间。中国的模式是反的。“中国没有这个模式，中国有另一种相反的模式：少数学生遇到问题，家长大规模上街。这里面可能有很有意思的原因，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通。”
他给出两个还没想通的方向。一个是独生子女政策留下的家庭结构：全部的家庭未来押在一个孩子身上，孩子出事对家庭是毁灭性的，这可能是长期被忽略的情感基础和社会矛盾基础。另一个是1989年之后，从高中到大学的政治冲动被高强度压抑，靠的是对学校的强烈管控；当学校完全封闭，压力的出口就落到家长身上。这两点他都没有说死，只说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李老师从另一头证实了这个模式的常态。他每天发新闻，所以并不意外。2025年1月的蒲城，一名十几岁的孩子从宿舍跳楼，家属怀疑存在霸凌和真相隐瞒，全县的人涌到学校和市政府；今年5月底，河南许昌六中一名女生自杀，也引发了市民抗议。他说这样的事每隔几个月就出现一次。李厚辰把江油放进同一串名单——江油、蒲城、成都四十九中、瓮安，都是学生在学校出事、家长随后大规模行动——而他对这一串的评价是：“相比之下，江油事件规模不算大，其他很多都是上万人围攻政府、掀翻警车，比这次更激烈。”
一个刚上任三个月的班子
一位听众的提问把问题推到了更难的位置：“从整体来看似乎毫无必要，但是每一个微观的环节上，到底是什么样的驱动力，才导致当政者一步步做出这样激化、放大、冲突的决策？”李厚辰的回答是，江油的应急处理是他所说的草台班子，而这个判断起于两个疑惑。
第一个疑惑是，为什么从头到尾出面沟通的都是公安局副局长。按他的理解，别的城市遇到这种事多半由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出面，再严重一点市委书记直接出来——他举了2022年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出来承诺解封的例子。第二个疑惑是装备和打法。他在自己的节目里说错过一处，原以为只有蓝衣警察配了金属甩棍，更多视频出来后发现黑衣特警也配了；在他看来，国外驱散人群用的是橡胶警棍，金属甩棍打到头部可能致人死亡，上街配它本身就蕴含极大风险。清场的方式也不是有序把人推出广场，而是向四面八方追击市民。
为了解释这种失能，他去查了资料。江油是三线建设的重镇，人口七十万上下，人均GDP三万元左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并不算穷，但这两年经济跌得厉害。真正让他觉得关键的是官场。他查到的任期是：绵阳市委书记刚上任一个月，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刚上任一周，绵阳公安局局长刚上任半年，江油市委书记刚上任三个月，江油公安局局长刚上任一年出头。
再往前一层，他说江油前任市委书记元承军是2021年从卫健系统火线提拔上来的，2024年10月以严重违纪违法的名义去职。他的结论是，从严治党之下地方主官接连被拿掉，加上一个缺乏地方治理能力的书记做了三年，把基层的预案能力和应对常识一起消耗掉了。这些都是他检索公开资料得出的判断。
一个细节最能说明这种消耗。有听众告诉他，群体性事件中市民下跪该怎么办，是公务员考试里很普遍的一道题。“标准答案是：当市民下跪时，你一定要跪下，要马上跪下把他们扶起来。这在体系内绝不是一个深奥或少人知晓的知识，而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江油那位政法委书记站着没动。袁莉当场反问：“我觉得这不需要公务员考试，这不应该是从小父母都会教的东西吗？这是做人的最基本的一个知识。”李厚辰的回答把这个细节推得更远：可能党性和人性之间存在冲突，对执行者来说就成了矛盾。
李老师随后插了一条他无法验证的说法：当地人告诉他，政府起初把市民请进会议室沟通做得还行，是成都和绵阳正在办世运会才让事情的级别被扩大，后来由绵阳特警接管现场。李厚辰认为世运会的作用有限，但补充了另一条激励——绵阳前任市委书记如今是成都市委书记，前任公安局局长如今是四川省公安厅副厅长；在这样一个有前途的位置上，捅了娄子就浪费前途，冒进因此有充分的可能。
七十万人的城市为什么敢
袁莉先给出一个经济解释。她采访了一位在江油出生长大的年轻人，对方的总结是，霸凌导致的集体事件只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是当地经济的持续恶化：实体经济惨淡，到处是关门的店铺，很多曾经的中产返贫，以前几乎都在外地的年轻人因找不到工作回了老家。她还念了一条李老师转发的知乎评论：写评论的人自称80后，说90年代经常听到有人炸派出所、炸乡政府，真的是用雷管炸；后来沿海工厂大量招人，年轻人外出打工，社会才安定下来，而今年的返乡潮早就开始了。
李厚辰没有接受这个解释的强版本。他承认经济下行不可能不影响社会怨气，但指出成都四十九中、瓮安都不是发生在经济特别糟糕的时候，其中一件甚至发生在奥运之前，那时民族威望达到顶点。他更看重李老师提到的另一样东西：“现在有很多人没事做，不管是赋闲在家，还是工作不忙，这种闲暇很可能会被公共参与来填补。”
那为什么是江油，而不是天水或杭州？袁莉举了甘肃天水的铅中毒和杭州自来水污染——那些事损害的是每个人的利益，却没有出现同样规模的抗议。李厚辰给的答案是人口规模：杭州是数千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天水是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而江油只有七十二万人。到了这个规模，彼此认识的人非常多，流动性低，邻里守望相助的可能性因此更高。
李老师补上一层反向的解释。小城市的人未必更勇敢，可能只是更不知道代价：大城市的人看得多，清楚会付出什么；越小的城市信息越封闭，人们可能不知道这样做要面对什么。他把这一点接回自己印象深刻的另一个画面——警察拿着手机对着民众挨个录像时，现场是哄笑和嘲讽的，因为他们可能不觉得人脸识别是个问题。
江油也改变了李老师自己的打算。他说这件事之前，他回国后梦想的地方是鹤岗，三万块买套房，在那里过太平日子；现在他不这么想了。网上推荐的那些高性价比城市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出事的时候，法治能不能保障你，有没有人替你说话。“真正能够更好躺平的地方，恰恰是大家可以自组织、团结在一起的地方。当出现不公正的事情，别人愿意为你发声，你也愿意为别人发声。”
屏蔽车来得太晚了
袁莉给出一组数字：8月4日到6日三天，李老师的推特账号浏览量达到1.1亿，其中5日一天有5800多万。她的问题是，一贯的信息管控是不是正在失效。李老师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个人感觉其实没有失效。纯粹是因为发的人太多了，他是封不过来的。”他说算法还识别不了抗议，只能识别一堆人聚在一起，而旅游和演唱会也是一堆人聚在一起。不过他自己随即补了一层限定：现在的信息管控其实比外界想象的严格得多，AI、人工再加上公权力多方面入手，连一个车祸视频都可能招来当地警察打电话要求删除；江油之所以能流出这么多视频，一是拍的人太多，二是信号屏蔽车去得太晚。
屏蔽词同理。他说真正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时，新词来不及录入，人们用的又常常是最普通的词——评论区里直接写四川人好样的。袁莉补充了民间的变体：不说江油，说红油、酱油、肥肠。李老师把自己账号的作用称作倒灌：国内的东西先发到他这里，再被人下载回传到国内的微信群里；他说这个定义不是他起的，是公安部的人给的。
李厚辰在同一处给出更悲观的判断。这次能看出AI审核没跟上，但技术是一日千里的：他的印象是，今年河北、北京周边大水的视频量比涿州事件少了一个数量级。他认为视频审核起了很大作用，未来国家很可能专门拨钱让企业做研发。“但如果下次国家直接批二十个亿，给每个县级市配一个信号屏蔽车，这笔钱他们是愿意花的。”
这场分歧决定了海外渠道的分量。李厚辰的推论是，如果国内平台的链路被掐断，国内点对点传给海外爆料媒体、再倒灌回国内，就是剩下的最有效的一条。听众里有人反复追问，墙外发声到底能改变什么。李老师的回答不是论证，而是反问：“如果说海外行动没用，为什么会有防火墙呢？为什么要防这些呢？为什么今天我的视频是黑色的而不是露脸的？说明有用啊。”整场直播他没有露脸，理由是他现在还不安全。
勇气之外，还缺什么
袁莉念了她在 Threads 上看到的一个帖子：出来发声的人大多是街坊邻居，没有什么对社会和权力的认知，凭朴素的正义感就敢挺身而出；在墙内反抗的人，是懦弱中带着一点勇气，忍耐中藏着一点反抗。李厚辰同意这个描述——这是一个随便发个车祸视频警察就会打电话来的国家，微信是全透明的，删掉了服务器上也还在；在这种条件下仍然选择反抗的人，无论是否了解体系的残酷，都非常勇敢。李老师则把这些人分成三类：“已经出来的人，可能在观点上更激进一些；翻墙出来的人，往往是最恐惧的；在国内的人，其实是最勇敢的。”
这个分类他自己随即加了限定。他说不应该过于把希望寄托在那些没有意识到事情危险性的人身上；江油之后有人觉得中国马上就要民主了，这也是不对的。在他看来，两种抗争不是一回事：“他们的这种无意识的、朴素情感所引发的抗争，和在了解代价之后，依然毅然走到台前、走上街头的抗争，其实是不一样的。”他把后一种称作墙内的孤勇者——举横幅要求习近平下台的昆明、成都、湖南的年轻人，鸟巢玲珑塔的那位女士，北大举牌的张生；他说这些人是明知危险，却坦然面对。
李厚辰从另一侧划了一条界限：“如果完全依赖人性和勇气，面对极权时未必有稳定的结果。要想有稳定的结果，需要更多、更聪明的制度性方法，甚至勇气本身，也需要通过更聪明的方式去保护。”对于事件中被反复提到的孟加拉模式——用报复警察家属来制约镇压——他判断无效：执法者蒙面就能解决，而且“孟加拉没有遭到严酷镇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军方的中立，而非所谓孟加拉模式的成功”。
现场同时出现的两种口号，是这场讨论里最难处理的部分。袁莉说喊还我民主的人和喊毛主席万岁的人出现在同一场抗议里。李厚辰说现场喊的到底是什么有不同说法，他自己也不在现场；他的判断是配上字幕再看，还我民主的可能性最大，另外还有一种说法他一时想不起来了。他不认为喊毛主席万岁的人是扛着红旗反红旗——国内确实有青年真心崇拜毛泽东：他们接受了颜色革命论和反西方的思潮，又清楚看见现实的不公，在双重挤压下被挤向毛泽东。
他用现场那个男生做证据：“他相信政府，相信警察；而政府和警察之所以做出错误的事情，只是因为暂时没有收到良好的信息。”那个男生还说，今天不是来冲击政府的，只是来表达意见。按李厚辰的分析，这套想象要的不是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而是一个清除了腐败者之后的全能政府。他因此不赞成为壮大力量结成跨越价值的大联盟，举了埃及和伊朗的自由派被盟友背叛作为前车之鉴。
李老师从抖音那一侧补上了同一现象的规模。他先说明自己的背景：爷爷是国民党，家里是地主，毛泽东让他家家破人亡。他说最近两年抖音上出现了对毛泽东极为狂热的崇拜，有人专门做节目，教人用《毛选》解读几乎所有的事；有的视频只是一段很燃的音乐配上年轻毛泽东的剪影，下面几万条点赞，评论全是盼毛归。他的反问是，为什么大家不去读习选。
江油唱的是国歌，白纸时上海唱的是国际歌。李厚辰把这个差别解释为文化资本：上海的公民社会积累到了大家都会唱国际歌的程度，江油这样的地方只能靠国家给的资源积累，而国家积累下来的就是国歌。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可苛责的——在当时的语境和语法里，国歌被明确用来反对政府行为，是公民抵抗行政权的符号，不会引起歧义。
直播临近结束时，两人都回到同一个反面：不要把变化想象成一场决定性的全国大抗议。李厚辰说中国太大，全国大串联很难实现，更值得设想的是持续的角力——“国家强一分，社会就弱一分；社会强一分，国家就弱一分。”按这个尺度，为民营企业家辩护的刑事律师做的事，和政治议程并不是两回事。李老师顺着补充说，与其用不缴社保消极抵抗，不如去要求取消社保双轨制。
李老师最后承认了一件他解释不了的事：“我几乎每天都会发布类似霸凌事件的内容，但为什么江油最终变成这样，让我说是什么道理，我也不知道。但这种能量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这句承认让开头那段视频重新有了分量。“我就不怕报警”，最初只是一个施暴的女孩说给一个害怕的女孩听的。视频传开后的第三天夜里，江油街上的成年人发现，这句话的适用范围比他们想的更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