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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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播客第169期《DC不明白节丨查建英：我为何要自绝于人民、精英与妈宝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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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第一次坐火车，是文革后期去东北看外公。在她的记忆里，那位老人像石雕一样坐在屋里，一句话不说，却能做出又大又香又软的馒头。很多年以后她才知道，这个沉默的人从十七岁到二十七岁一直在法国，拿了学位，当了工程师，学过修铁路和军工，娶了法国太太，生了一个女儿。家里给他订了亲，他怎么也不肯回来，于是发去一封电报，说母亲去世了。他接到电报就上了火车。
回国后他按家里的安排再婚，生了六个孩子，之后被调往东北，去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建大型工厂。据查建英讲述，那地方当时完全军工化，她那位缠过足、基本不识字的外婆“在那里就是一个多余的人。后来可能到了一定年龄，她有点抑郁吧。但当时中国根本没有‘抑郁’这个概念”。有一天家里发现，她卧轨自杀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死有一个固定说法：自绝于人民。
在不明白播客的DC不明白节现场，查建英把这个词用在了自己身上，而且说为此自豪。她要求先把它拆开：先拆「自绝于」，再拆「人民」。在她的用法里，「人民」不是外婆，不是那位坚信邓小平当年下令镇压是对的姨妈，也不是今天仍留在国内、还在记录的那些人。这场谈话追问的是：一个人宣布不与「人民」在一起时退出了什么；以及在她看来，一个国家出了问题，除了权力，第二个该被追究的是谁。
一个词的两次使用
按她的解释，这个词原本是一种讳称：“我从小长大的毛时代的中国，尤其到了文革的时候，‘自绝于人民’，实际上就是code language for suicide，就是一种对自杀的变相说法。”她回忆，七八岁时她见过邻居跳楼——没看到跳下的那一瞬间，只看到尸体，上小学路过时，一个女的躺在那儿，胳膊断了；她说这种情况很多。
拆开第二个词更花力气。她把「人民」和公民分开：citizen可以指个人，一个一个的individual，而且从古希腊开始就带着权利——她特意区分，是right，不是power。「人民」则是复数，是抽象概念，既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群个人。她由此给出一句很短的结论：“很多非常罪恶的事情，是假‘人民’之名进行的。”
整场谈话里，凡是她真心佩服的人，她都小心地称作「人」或「个人」。她要甩掉的从来不是外婆，也不是留下来的人，而是一个可以替所有人发言、又不为任何人负责的复数名词。
从法国被骗回来的那趟火车
火车并不是她预先设定的意象。她说家族史是从细节开始的：文革中她上的北京小学改名叫永红二小，火车每天从校门口经过。她八岁才入学，扒火车扒得比男生还好，校园里于是流传起一句顺口溜，男孩子们远远地冲她喊：“蹲班生，查建英，扒火车，第一名！”在她的讲述里，火车的分量是后来才长出来的：它代表现代化，一头喷着白气的钢铁巨兽；而被指认为落后的一方，回应就是修铁路。
家族的秘密比意象更难拼。外公把法国养成的习惯一并带了回来：烘焙、可颂、洋酒、拍照。东北什么都缺，但有奶油有面粉，他就照着烤面包的路子做馒头——很多年后他们才明白，小时候吃的是一种面包馒头。她母亲第一次讲起外公时，说的是他为了工业救国才回国，并不知道人是被骗回来的。据她描述，这些碎片是后来一点点听来的，到今天也拼不出全局。
姨妈说，老邓是对的
被这趟车碾过的不止外婆。奇怪的是，受害最深的那一代人今天未必这样看。袁莉在现场概述了文章里的另一个人物：母亲的妹妹东生阿姨，文革期间与外祖父母同住，目睹父亲被侮辱、母亲卧轨；家族里另有两个兄弟姐妹发疯，按查建英的说法都与政治有关。2019年香港抗议期间，阿姨专门打长途电话给她。据她转述，阿姨的说法是“我们这些人当年八九的时候都是同情学生的，可是现在回头一看，老邓是对的”。
阿姨的依据是电视：不是香港的粤语台，而是大陆媒体对香港的报道，混乱、暴徒、泼国徽、地铁站被封——查建英在这里插了一句，其实可能就封了两天。推出的是一条因果链：没有当年那个决定，今天我们就会是香港。
真正让她受不了的不是观点，是提出观点的人：“东生姨的话让我很震撼，因为这是我很敬佩的人，她就真的是那种大地之母的感觉，一直担着全家的担子，人也特别好，但是这就是她最真实的看法。”
家族对另一个人的看法更能说明问题。袁莉在对谈中介绍，查建英同父异母的哥哥查建国是中国民主党的创建人之一，因此被判九年监禁；查建英说他一天没少，因为不认罪。接风的家族聚会气氛很尴尬：长辈和同代人其实都觉得他是个怪人，怀疑这么做究竟值不值，连他自己的母亲都觉得是鸡蛋碰石头。但家族里还有另一面——她后来才知道，一个在外企工作、手头宽裕的小表兄私下见了她哥哥，直接给钱表示敬意。
她拒绝做阿赫玛托娃
袁莉在现场念了两段文字。一段是查建英那篇家族长文的结尾，开头先立了一个限定——“我也喜欢中国，但它是我自己定义的中国。”——中间写小时候跳火车、幻想遥远的城市，最后三句是：“我对中国人对专制统治的无尽耐心变得相当不耐烦。我选择不和我的人民在一起。我选择了下火车，把铁轨远远地抛在后面。”另一段是阿赫玛托娃写于1961年的诗：“不为异乡天空的光华所动，不羡遥远城邦的庇护安宁。我选择和我的人民在一起，灾难引领他们之处，我亦随行。”两段在“我选择”一句上几乎逐字相反；而查建英那一段自带的限定说明，她要甩掉的不是中国。
查建英没有去反驳那首诗，她拆的是那个形象。阿赫玛托娃跨越旧俄与苏联，经历十月革命、二战和古拉格；袁莉补充说，她的丈夫在肃反中被枪决。查建英说她本人也被禁，而这一切最后被处理成一个神圣符号。在她看来，人们总有把英雄弄得金光闪闪的倾向，“不论是甘地还是昂山素姬，他们已经不是人了，他们是一个符号，是一个symbol”。
拆开符号，下面是灰色的。按她的说法，阿赫玛托娃能活过那么多时代，做过很多妥协：二战时写爱国的诗，给红军念诗，后来也自我审查。她要指出的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更大的绑架：中俄文人共有一个古老的专制传统和革命后遗症，无论关在铁的监狱还是丝绒的监狱，套住人的都是同一套爱国话语——在中国叫家国，在俄罗斯是土地情结和东正教。
同一把尺子随后量到了牺牲本身。袁莉写过一篇专栏问为什么中国没有纳瓦尔尼，查建英的回答是当然有，刘晓波是，她哥哥也是——紧跟着是代价。哥哥早年说过不赞成西藏独立，后来超越了这个看法，但他对她说的是“我是要永远留在这”——他看到一起创办民主党的人流亡海外后变得边缘。为了留下，他必须妥协，最终会被爱国吞噬。魔鬼不光是共产党，她说。
她自己下车用了三十年。据她讲述，六四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精神危机——他们当时在现场，她第一次看见和平年代杀人。入籍是另一场危机：她是中文系出身，潜意识里改国籍等于叛国，最后说服她的是写作自由。即便入了籍，中国情结仍重到病入膏肓：第一本英文书《China Pop》留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没有政治改革不要紧，可以先从个人空间走向公民社会。她今天承认得干脆：“我就是说我还在火车上。”
真正跳车是在疫情里。她最后一次回中国是2019年，住了半年，当时并没打算不再回去。之后她在纽约看录像：一队一队的人伸长脖子等着被捅嗓子眼，画面配着煽情的音乐。她说自己不断闪回小时候看过的画面——四十个日本军官就能让一万个中国人乖乖跳进坑里；那时她觉得不可思议，现在觉得可信。看到上海封城时有人跳楼，她的反应是：那就是我。
由此她说出了这场谈话里最难被引用的一句判断：公民一定要有枪。留在中国她没有枪，只能跳楼，只能做外婆那样的人。“我回想起阿赫玛托娃那种话，很伟大、很圣洁，但我觉得今天我要说：共产党的监狱，我一天都不想坐，我也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去坐。”她提到许志永被判得很重，把等人死后再去纪念烈士的做法叫作吃干血馒头。她留给别人的选择只有两条：“你要不然就跳火车，能跳就跳；你不能跳，你就留在那，做你能做的人事儿。”
一匹独狼，和本该有的一千个
那天上午，现场放映了纪录片《流氓燕》。她说对片中那些人佩服得五体投地，随即做了一个区分：她们不是「人民」，她们是「人」，是一个一个的个人。同样的区分给了重庆投影事件的当事人戚洪——袁莉在旁边点破，所谓自绝于人民并不是不再关心中国，她其实什么都看，连直播都看。她的回应是把对方从那个复数名词里拎出来：“这小子哪儿是人民，这他妈就是一个独狼嘛。”接着是一句更彻底的自我归类：“我们精神上是相通的，我是喝狼奶长大的，你远离人群，可不是就是独狼吗？你怎么可能是人民呢？”
佩服之后是一道算术题。中国三观属于自由派的人，往少了说有没有一百万？在微信群里成天开火的口炮党绝对不止一百万。如果千分之一的人算自由派，就是一百多万人；这一百多万里再取千分之一，去做一件有点技术含量、不要求你牺牲、事后还能跑的事，就该有一千个戚洪。她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有一个。她随即加了一句限定——我可能太苛刻了，对不起。
账最后算到了精英头上。她说：“我其实不是对人民有多失望，说实话我对中国的精英失望。”她借谭嗣同的意思说，秦政最大的大盗当然是权力者，但“第二坏的、第二要负责任的就是知识精英、技术精英、商业精英，这些精英们狼狈为奸。他们是那个‘狈’。所以不要怪那些‘奸民’什么的，先要检讨这些狼狈为奸的精英。”
现场点赞最高的听众问题问的正是普通人的处境：家人还在国内，真能做到完全不自我审查吗？她说自己只能算个案——父母早已去世，国内最近的家人就是哥哥，一个已经牢底坐穿的死磕党，两人通电话本来就被全程监听。她拒绝替人做决定，然后把话锋转向了提问的人群。
“男士们，妈宝们太多了！”她说前些天开一个NGO会议，发现海外这些人拿着一张白纸还戴大口罩、都用假名，而在网站上做刊物的多数是女生和性少数群体。袁莉说当天的现场志愿者也多数是女生，播客在YouTube上的观众约八成是男性。查建英说，女性有顾虑她更能理解，但报酬低、与自己三观一致的事最后多数还是女性在做，享受成果的人反过来上网去骂。
她说近年最有创造性、讽刺最尖锐的东西，反而出自不知名的老百姓：一个短视频里鸡鸭鱼肉摆满一桌，配着地道战那类红色电影的音乐，配音是“区委指示：今后的日子将会很难。坚持，坚持。再坚持。”在她看来，那是老百姓在讽刺吃着鸡鸭鱼肉「坚持」的人。
「戒一戒中国」，然后收回
她把精英问题追到了更旧的地方。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导师夏志清对二十多岁的她说过一句话：中国文人有china obsession，中国情结太重，这是一种局限。夏志清说这话时带着希望，希望她是例外；她当时没完全听懂。四十年后她说：“夏老师说的话，是我亲身一步一步走着，我才意识到我的中国情结有多重。我不能说这种情结完全是负面的，但它确实很沉重，在很大意义上是一个包袱，也是一个局限。”
她对系主任爱德华·萨义德的保留意见也持续了很久：中东的理论与中国语境不合，中国并没有被真正殖民；结合她对中国新左派的观察，她认为这套话语在中国被扭曲成避重就轻和精致的利己主义。但她在这里做了一次自我修正：最近读萨义德谈巴勒斯坦，她才意识到自己当年确实没有完全理解他。
她给出的解药是外语和外部视角。严复的中译《群己权界论》她认为译得很好，但她读了密尔《论自由》的原文才真正震撼。她记得书里有一段专门谈中国，说中国是一个warning example：一个有伟大文化和历史的文明，先贤聪明到把社会秩序固化了两千年。她重读先秦原典写了《中国的黑暗之心》，想看清法家与儒家如何狼狈为奸——那个「狼」是商鞅、韩非的君王统治术，孔子一路经过荀子，成了压抑个人的帮凶。
于是有了那句让现场鼓掌的建议：“我建议你‘戒一戒’中国，这是戒断的戒，能不能有一天，有一年，就像打坐一样，就不想中国，也不吃中国饭，也不讲中文，能死吗？如果你不死，你就不能再生。必须得死一次，不要这么害怕，不要这么妈宝。”
但在谈话结束前，她把刚立下的规矩收了回来：“刚才我说的‘戒一戒中国’是一种修辞，其实你可以一边关注中国，一边超越中国情结。”这句补充也让「下火车」退回成一种修辞——她仍旧什么都看，连直播都看，只是不肯再把自己算进那个复数名词里。外婆当年死在铁轨上，那不是一个选择；她的下车是一次选择。而按她自己最后这句话，这次下车也还没有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