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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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广州回来的时候，林培瑞问他中国怎么样。父亲说，中国挺好啊。怎么好？“正在清除污染。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污染。”
据林培瑞回忆，他1979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四年后把父母安排到同一所学校，教美国历史和英文。这不是一次探亲安排，更像一次实验。他的父亲从念研究生起就是极左派，带团去苏联访问，回来说苏联一切都好，乌克兰并没有饥荒，那是资产阶级造谣。七十年代到中国之后，学会中文的儿子看到宣传品和实际社会不是一回事，回家说给父母听，父母不信，只觉得儿子走歪了。他想，让两位老人自己去住一阵，也许能治好这个病。父亲在中山大学住了七个月。
这段家事在整场对谈里只占几分钟，却是林培瑞用来解释一件更大的事的模型：一个人可以身在其中，住满七个月，仍然什么也没看进去。在不明白播客的一场现场对谈中，他谈的是这件事的公共版本——美国为什么总是搞不懂中国。他不久前写了一篇《隔靴搔痒的中国通们》，批评的不是个别人的判断失误，而是一套运行了几十年、至今仍在为美国对华政策提供框架的方法。这场谈话真正追问的是：当解释中国的位置被一批不懂中文、只看中南海的人占据，代价由谁来付。
翻译过滤掉的那一层
那天的活动是从一段相声开始的。林培瑞一个人上场，同时扮演逗哏和捧哏，把《戏剧与方言》接着上一次的地方往下讲：同一件夜里起床的小事，老北京话要三百多字，精炼一点十六个字，山东话十二个字，上海话八个字，河南话四个字。段子后半段里，说话的人到上海理发，把上海话里的洗头听成了要挨一顿打，索性决定尊重当地规矩。这段传统节目讲的正是听不懂当地话会发生什么；当天随后的对谈，谈的是它的严肃版本。
主持人在提问时引用了林培瑞文章里刘晓波的一句话：“老外看不懂中国，不是因为智商不够，而是心眼太直，跟不上中国人九曲十八弯的花花肠子。”林培瑞说，刘晓波写下这句话，是因为见过几批美国学者和记者到北京走一趟，回国后说出一些在他看来相当表层的话——那套官僚的意识有很多层，外来者只能看到最外面的一层。
在林培瑞看来，这一层之所以掀不开，首先是技术性的。“许多美国官员、华府去的学者并不会中文，一切都得通过翻译，而翻译本身就是一个过滤的过程。”他强调，这些人观察力不差，脑子也很强，问题出在别处：他们看不进去。
回到父亲身上，他把原因拆成两条，而且把顺序摆得很清楚：“他在中山大学七个月，没有能看进去，没有能理解。第一，他们的前提不一样，是根深蒂固的老左派。但是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会中文。”他没有把这段对照写成自己的胜利。同样是在中国，他能直接和学生、知识分子交谈，了解社会的层层面面，但他立刻给自己划了界：“当然我没有了解到底。洋人了解到底恐怕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我比父母深得多。”
一个“不是我们”的地方
文章里另一处引用来自方励之。主持人介绍说，这位前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在1989年之后由林培瑞协助进入美国驻华使馆避难。林培瑞回忆，方励之在使馆里住了十三个月，离开后到英国，面对记者提问，很自然地说了一句：“我觉得西方有双重标准的问题。”美国政府为此很不高兴。但在林培瑞看来，方励之首先是科学家，无论如何都要说客观的真话，而且这句话说对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双重标准？他说这是个比较老的问题，从十八世纪的欧洲一路传下来，而且不只针对中国，对任何第三世界地区的看法都不一样。接下来的话他先声明自己说得很不高兴：其中一个因素是民族认同。“自从马可波罗以来，中国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有时他们把它妖魔化，有时又太理想化。”
对照组是欧洲。他说，纳粹德国的历史或苏联的悲剧，美国人一听，肚子里会有一种本能的反抗；而同类的事情发生在亚洲、南美洲或非洲，反应就是另一种，因为那些地方“不是我们”，是“尊敬的、远远的、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按这个说法，隔阂的来源不是距离本身，而是注意力早已按亲疏分配完毕。
中国被缩小成中南海
主持人念了林培瑞文章里的一段：他在美国学界研究中国问题六十多年，注意到一个对比——中国人用中文谈中国政治，美国人用英文谈中国政治，题目一样，内容很不一样。他接过话解释这个差别。英文那一套谈的是国际关系、世界这个大棋盘、中国在乌克兰的举动、英伟达的芯片；这套话语里的中国，其实是中南海高层之间的正式关系。“我听着很烦恼，因为中国是十四亿人，老百姓个个不一样，他不问这个。”
中文那一套谈的是别的。他说，中国人吃饭喝酒的时候分析的是各种勾心斗角和政治竞争：习近平派、上海派、团派，一直到地方上的关系链——上面的人保护下面，下面的官支持上面。外国专家不谈这些，也不知道有这种分析。他在文章里给这个空缺起了个名字，叫“照镜子”：看中国的时候，把与美国不同的东西补成美国的模样。主持人顺着追问，只盯着中南海会让美国忽略中国政治的哪些部分、又会怎样影响对华政策，并请他举一两个用西方经验硬套中国的例子。
他举的例子从美国的部门竞争开始：国务院、国防部和几个情报机构之间为经费竞争。这套机制推到中国不算错，中国肯定也有；问题是推过去之后就停住了。他要问的是另一些东西：“习近平来个反腐政策，官僚不能用多少钱在外面吃饭，影响中国饭馆的生意，有多少小饭馆倒闭是因为上面的政治问题，那些外国专家根本都不知道，不谈这个。”
他最爱举的一个例子发生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据他回忆，与会各国统一表示不让中央政府补贴农业；美国代表罗伯特·佐利克与中方谈了很久，出来时很得意，说中国让步了，答应把农业补贴限制在8.5%以下。林培瑞说，在场的中国学者听了一愣。“奇怪，向来从49年以来，中国官方是剥削农民，不是补贴农民啊。所以你把它减到8.5%，只能说明你自己不知道中国的历史。”主持人当场补上一层：中国每年的一号文件讲农业，讨论的是农业税要减多少，也就是向农民征多少税，与补贴根本是两个方向。
这套习惯并不停留在学界。他说，美国老百姓也吸收了同样的态度：他们谈的中国是中国买不买芯片、在乌克兰给不给武器，而像《流氓燕》那样的片子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多数人不知道，也不太感兴趣。冷战时候不是这样：按他的说法，那时美国白人能把欧洲白人看成一片，中间没有隔阂，而遥远的中国始终隔着一层。
谁没有被请进决策圈
主持人把问题推到用人制度上，举出波兰移民布热津斯基做过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捷克移民奥尔布赖特做过克林顿总统的国务卿；按主持人的说法，中美1979年建交之后的四十多年里，才有一个在中国出生的学者余茂春在国务院担任比较重要的职位。
林培瑞的回答从人才的存量说起。他回忆，六四之后他在普林斯顿参与普林斯顿倡议项目，那里聚集了刘宾雁、苏绍智、阮铭、陈一咨等十几位对中国政府内部运作了解很深的人，美国政府没有听。说到这里他停下来，问蔡霞老师到了没有——有人答一会儿就到——接着说，蔡霞在美国也愿意跟美国政府讲，同样没有人听。至于原因，他把可能的几层摊了开来：政治上的不信任、文化上的不信任，“或者甚至种族的不信任”。
最受欢迎的解释者常常在另一端。谈到基辛格时，主持人说他一句中文不会，却写出一本六百多页的关于中国的书，在中国和美国都卖得很好，《人民日报》上还发表了很好的评论；林培瑞只确认了页数。这样的声音为什么最受欢迎？他把答案绕回语言：英文成了世界语，美国人因此觉得不必认真学别的语言，中学里连法语和西班牙语都学得不多，更不用说中文、阿拉伯语或日语。他和一位同事在普林斯顿合办过“普林斯顿在北京”语言班，办得相当成功，但他估计，中国人学英文与美国人学中文大概是一万比一。
尺度从真伪换成了华府
主持人问，这种只从地缘政治角度观察中国、不看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研究方法，对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有什么实质影响。林培瑞先把这个毛病接回到位置上：华府关心的就是国际关系、该对中国有什么政策，想去做顾问的人于是学了半天都在关注policy；至于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不会中文，也不了解中国社会。
问题到这里已经不只是能力。林培瑞说，美国政治学系里有一部分人的事业目标与其他学者不同：他们希望被华府请去做顾问，或者在自己的校园里写出能引起华府注意的文章。他声明不方便提名字，然后讲出这种处境的结构：“他除了寻求真理之外，他还寻求华府的注意。”于是考虑说什么话时，看的不完全是中国的客观情形。
麻烦在于华府本身没有独立的尺度。他说，华府没有自己的知识，衡量一位学者说得对不对，只能靠其他学者怎么说。于是意见变成一条光谱，每个人要挑好自己的颜色和位置。“所以他们说的话要离谱，要有特色，要不然华府不会注意，但是不要太大的特色。不能太消极，或者太悲观，华府不请你。”
据他回忆，他不久前在PBS NewsHour上看到两位专家谈台湾，一位用了country这个词，另一位立刻反对；反对的理由不是country的定义——自己的边界、政府、军队、货币——不成立，而是这个词敏感。他顺着这条链条往上追了一步：华府之所以敏感，是因为北京敏感。
那么反思呢？主持人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一错再错，但华盛顿的检讨大多变成两党互相攻击，专家群体本身几乎没有真正的反省。林培瑞给了两个原因。一是不少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说英文、到北京、通过翻译做访问调查，在他们看来没有问题，而“你不知道的东西你就不知道”。
二是不愿意改变，他承认这一点让他很不高兴。习近平上台后局面越来越紧的那几年，他和几位学者讨论过要不要开个会做一次回顾和自我批评；一位他很佩服的老先生表示，如果会开成别人轮流数落他早该认错，他就不想参加。林培瑞的判断是，这位学者关心的仍然是自己在光谱上的位置，改变与否取决于竞争，而不取决于事实。
铁饭碗换来的那句真话
主持人问他，很少有人愿意对中国通这个群体做公开的整体批评，他为什么要做，文章发表之后有没有人来找他理论。他的回答让现场笑了出来：“直接跟我说，没有。可是背后说，别人告诉我的，有。”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处境。主持人念了东京大学学者阿古智子的一段批评，其中提到，中国经济繁荣的时期，一些日本的中国研究者甚至在背后说她反中。林培瑞说自己有同感——共产党三十年来一直叫他“反华学者”。“我妻子是中国人，我们的孩子是半个中国血统。我花了一辈子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学、相声。没有人比我更不反华。”
他给出三个理由，每一个在他看来单独就够了。第一个是年龄。他说自己八十一岁，十年之后还能不能坐在这里、还能不能继续讲，并不确定，二十年之后不大可能。“我现在不说话什么时候说话呢？”
第二个理由是他上了黑名单之后才真正体会到的：终身教职。他说很多人把tenure理解成一份熬出来的奖品——念了博士、出了书、干了很多年，社会发给你一个不会被解雇的位置。他认为原意不是这样：“tenure的意思是说：社会想给你说真话的自由，你不需要怕被解雇”，社会另外给一份中产阶级的保障和高于别的行业的尊重，学者交出的产品就是真话，这是一份合约。所以他把话说得很重：“我觉得一个教授拿了铁饭碗之后，不给他的那一部分回馈社会是不道德的。”他同时给出了界限：还没有终身职的学者，如果因为顾虑黑名单和升迁而少说几句批评，他能够理解，也不批评他们。
第三个理由是他并不孤独。他说自己批评的是政治学系里想做顾问的那一部分人，而汉学界有很多朋友与他互相支持，当天在场的Orville Schell和Tom Kellogg就是。他还说，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不认识的中国人来信，多半是年轻人，说在视频上看过他，也说起自己家里的难处，请他帮忙；他没有时间一一回应，看了心疼。
现场票数第二高的提问是中国的民主进程会怎么走：东欧剧变式的突变，还是党内开明派主导的渐进改革。林培瑞没有给出终局。他说这套架构不欢迎自下而上的反抗，大量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压制和维稳上，一旦组织起来、出现领导人，出头的那个就会被打掉。接着他把八九民运重新解释了一遍：那么多城市的人能上街，与中共上层当时的暂时分裂有关，上面有裂缝，下面的声音才容易出来。
“我有点悲观，是不是只有等到上面有分裂，下面才能够起来？可是也不是那么牵强的一个想法。上面勾心斗角，我相信是一天到晚不停止的一个过程。会不会将来有分裂，这不是不可能的。”悲观与保留在同一段话里并存：他既没有说下面能自己起来，也没有把上层再度出现裂缝的可能性排除掉。他给出的替代方案不是策略，而是刘晓波、哈维尔和米奇尼克那一路的答案：在这样的社会里先在自己周围做人，再慢慢往上施加压力。他自己说这不是一个很乐观的判断，但要保住心灵的健康，也只能这样。
这场谈话里最不留情面的一句，他留给了自己。解释那些中国通为什么不肯改变时，他想到的仍然是父亲——一辈子不放弃极左，儿子当面说你错了也不改，那时老人已经七十多岁。说完这句，他接了一句：“我现在八十一岁，我也很难改过来。”从广州回来、住了七个月却什么也没看进去的那个人，最后被他摆到了自己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