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8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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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播客第184期《朱日坤：中国独立电影的幻想与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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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电影节开幕还有一周多的时候，朱日坤在纽约的凌晨被电话吵醒。是父亲从国内打来的。父亲先问他是不是在美国、过得怎么样，接着说起从小对他多好、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他，甚至说了“我很爱你”。据他描述，他家在中国南方农村，那一代人的父母很少说这样的话。他立刻意识到出了事，追问是不是有人找过父亲。父亲说没有，只叮嘱他：“你一定要注意，你在美国也好，在哪里也好，一定不要做对国家不好的事情。”
没过多久，北京一个偶尔借住他房子的熟人也打来电话，说这通电话是对方要求他必须打的：从此他不能再帮朱日坤任何忙，否则就要和他“同罪”。朱日坤说，他到现在也不知道“同罪”指的是什么罪。
接下来的三天，要求撤片的邮件一封接一封地到。首届IndieChina电影节原定11月8日至18日在纽约举行，选了四十五部长片和短片，最终在开幕前两天宣布取消。这场谈话真正留下的问题不是一个小影展为什么办不成，而是：当一个人早已把想做的事搬到纽约，压力仍然可以经由他的父亲、他的合作者以及他们留在国内的家人抵达时，他还凭什么继续。
凌晨的电话，和第二天的十几封信
第一天的电话里还带着解释。一位制片人告诉他，自己的片子不能在纽约放了：他们另有一部电影要在中国上映，这一部若不撤走，那一部就通不过审查。
他起来打开邮箱，里面已经躺着几封信。其中一位年轻女导演本来要来纽约，她在信里说自己被几个部门连续“轰炸”，对方还去找了她的父母，她处在极度恐慌之中。另有一两位语气平静些，只要求撤销放映，不要再提到自己的电影。他把这几部片子撤下片单，公开说明是应创作者要求撤销放映；票已经卖出一部分，他还得一张张退。
第二天，十几封邮件一起到，要求基本一致。有的写得像公文，打印、签名、做成附件寄来，声明撤销此前给出的全部授权；有的明确写着，如果不照办就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也有人在信里加一句，说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他说：“整封信看起来就像正式的法律文件，上面还有签名。”
四十五部片子，第三天之后所剩无几。“我估计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剩下不到十部片子没有提出这种要求。”让他决定整个取消的不是片子的数量，而是被找的人越来越远离电影本身：选片人、讨论会的组织者、工作坊的老师，甚至只是一位主持人。有一部纪录片拍的是中国一支正在消亡的传统乐队，他在纽约请了一位懂音乐的人主持映后讨论；这位主持人打电话来，没说不能来，只说他在北京的家人也被找了。
对撤片的人，他的说法是：“我也非常理解，我也不希望比如说谁有养老金、有退休金，结果因为我的这个事情被取消。”至于对方为什么要为一个小影展找这么多人，没有人告诉过他：“我只能猜测，比如说他觉得这种电影节就不应该存在，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哪儿。”在此之前，他担心的是另一件事——“我天天都在担心到时候开场的时候没人来，结果这太出乎意料了。”
一百八十二部投稿，和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被撤走的这些片子，来自一次超出他预期的征集。公开征集之前，朱日坤在社交媒体上写过，他对结果并不乐观：疫情之前不少人转去做票房巨大的主流商业片，疫情几年门都出不去，之后又是经济和各方面的压力。到截止日期，投稿有一百八十多部，截止之后又陆续来了几十部。让他意外的不只是数量，还有水准：他尽量把每一部都看了，觉得总体上保持着挺平稳的创作水准。“不管条件多艰难，你会发现还是不少人在努力、在创作。”
片单里有一部分延续了他所说的中国独立电影的传统：对历史的反思和追问。他推荐过一部叫《江南故人》的片子——当年上海交通大学被迫搬迁到西安，有些人后来被打成右派，被送去类似劳改农场的地方，用他的话说，“就像一个小型的夹边沟”。据他描述，不少人没有活下来，导演现在能找到的当事人只剩几位；有希望的是这些人自己也在反思、在做记录，还回到原地立碑。
他还收到过另一种反对：曼哈顿的HERE剧场转来一封英文信，署名是一位与他同姓的朱姓人士和他的同学。信写得工整，说听说这里要办中国电影节，认为其中有些电影可能没法反映中国真正的社会现实，要求撤销电影节或控制宣传。信上没有写明学校，只有一个邮箱地址，此后再没有下文。他猜可能来自使领馆，也可能就是他在美国常遇到的那种人——自认为特别爱国，同时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但他自己也说，不知道对方“是一群真的人，还是一群假的人”。
漏网之鱼不等于宽松
外界通常以为，中国的独立影展先松后紧，2012年以后才开始出事。朱日坤经历的不是这样。他从2002年开始做电影节，一开始能租到北京的场地，比如国家图书馆；他把这解释为“漏网之鱼”：当时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独立电影，没有被留意到，并不等于那时候对这种活动是放松的。第一届办完，第二届就再也租不到场地了。
2004年的第二届叫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他租下世纪坛楼下的几个小放映厅，用买票包场的方式定下了那几天。开幕当天，他正在吃饭，接到那个馆打来的电话：“你刚才都在搞什么活动？现在我有麻烦了，你不要再过来了。”电话挂断后再也打不通。当天下午和第二天还有场次，观众到了却找不到入口——场地关了，他贴出的资料被撕掉，馆方对外说这里没有活动。
后来他搬到宋庄，情况相对好一点，但每次都会被叫去谈话，一桌子二三十个人，像审问一样，有的自称是政府或文化委员会的，有几个从头到尾不亮身份。
袁莉在节目里列举了此后几年的一连串事件：2011年艾未未被捕，同年朱日坤办的中国纪录片交流周被迫停办；云南、南京和北京的三大独立影展陆续被查抄、取缔；2014年，北京独立影像展在开幕前被勒令停办，负责人栗宪庭和策展人王宏伟被警方带走，主办方被迫签署保证书，栗宪庭的基金会一千五百部馆藏影片被没收。她随即表示不确定这些说法是否都与事实相符。
朱日坤没有逐条核对这份清单，但确认了与他直接相关的部分。他说，那批资料“基本上以抄家的方式夺走，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其中包括他十多年工作和收藏的积累、后来继续收藏的电影和每年购置的书籍与DVD，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电影资料库。它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在他看来，那几年的打压首先针对的是NGO、NPO这类社会机构，“打压电影节仅仅是打压所有社会有机结构的一个部分”。
离开北京也有很具体的理由。宋庄有人拿着上级发来的信息给他看，意思是不是我要赶你，是上头要赶你。干扰是持续的，还牵连到家里：有一段时间，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天天站在他门外，不一定是警察，可能是雇来的。当时他女儿才几岁，问他：“爸爸，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一直在我们家门外？”这是促使他2014年搬去纽约的直接原因之一。
他要办的是一个“虚拟的影展”
被问到为什么很多人对影展一直抱有幻想，他先给这个词下了定义：“‘抱有幻想’就是我们认为这种东西在中国最起码是可以持续的。”这类活动规模不大，更像业内交流，对社会谈不上有什么危害，他和很多人都以为它不至于那么困难。“当然到最后，我发现其实这确实有点过于乐观。”
影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很多电影没有别的放映机会。说到在中国拿不到龙标，他的说法是：他本来就不愿意去拿。审查会删掉很多东西，要求他改变自己的很多想法，“我觉得它本身也是个特别屈辱的过程”。这样的选择意味着基本没有商业可能，处在地下或半地下；西方观众对中国独立电影的语境也很陌生。影展因此成了创作者所能得到的、非常小的一个推动力。
在纽约重新办展，他的定位不是在海外另起炉灶。“我只是在借纽约这个环境做一个‘虚拟的影展’。”他坚持这个影展本来应该立足于中国：如果以后条件允许，最理想的状态是把它搬回去；实在不行，它才是一个离岸的东西。
他为这个影展提出的专业性有三条：选片必须是自由的，不在审查要求下进行；影展要能反映中国独立创作当下的状态，不管这种状态是好是坏；影展还要和它所身处的环境有紧密联系。这次他要求自己不选主要的片子，交给一个委员会，并打算以后都这样做。但委员会同样被打压得很厉害，以后也许没人敢来选片，这个试验就是不可持续的。
袁莉提出一个判断：对他来说电影是艺术和文化，对施压的一方来说电影就是政治，哪怕片子只是年轻人对自我身份的探索，办这件事本身也是一种姿态。朱日坤同意：几十部电影里，对方也许只觉得一两部有问题，就会把全部否定掉，“而且会把所有人拉来陪葬似的”。在他看来，这种做法和管理社会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北大毕业，又赶上那么多能挣钱的行业，他说自己本来就是所谓的文艺青年，又赶上互联网，某些渠道突然打开了一扇门，让他看到一些可能比金钱和物质更重要的东西。打压反而让他觉得这件事可能是有价值的；阻挠一直存在，久了就变成一种生活习惯。
在纽约住了很多年，他不觉得自己是美国人。“选择你的文化身份和你自己的东西，这个东西跟你是否认同一个政权不是一码事。”他仍然愿意回中国做点事：“只要当局不过分打压我，我做的事情可能在中国更有价值一点点。”
每天下午两点的空场
取消之后，场地退不掉。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两个场地加起来两万多美元，他基本上都付了。为开幕片邀请的三位嘉宾，光机票就花了两万三千元人民币，人不来了，退票只退回一半；这样的情况还有好几笔，加上酒店、不能退的廉价机票和几千美元的周边。他保守估计损失接近三万美元，还不包括投入的半年多时间。
最初的预算大约五万美元。众筹只筹到两千多美元，他判断筹不下去就取消了，这笔钱也拿不回来；后来开通的捐款到访谈时不超过两千美元。剩下的都是他自己的钱。“我的钱就是变卖东西。”北京的房子出租，今年收到一万多美元房租；北京的两辆车卖掉，值钱的是两个车牌，卖了十多万元人民币。加上打点工和预期的票房收入，本来大致能够打平。
他说，有关部门去找别人的时候，经常讲“朱日坤的资金有问题”，以此作为不能参加的理由。他反问自己的钱到底哪里有问题、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同时表示并不反对被资助：在美国当下的环境里，政府对艺术的资金已经撤了，找钱很困难。
影展原定的那些日子，他每天下午两点左右还是去场地。有时朋友过来内部看部片子；没人来他就自己待着，或者带家里人过去坐坐。他把这件事当成一种抗议：“我觉得我不能完全沉默。”这种抗议对别人未必有多大意义，但对他自己重要——“即使只是一个姿态，我也会在那里做一些事情。”坐在空场里，他会想起过去在北京做影展的经历，只是这次的阻力更加超出想象。
电影从创作到展映都比文学、诗歌更依赖环境，这一度让他很悲观；但他也看到影像的另一面：设备变得轻便，一部手机就能拍，即使只在家庭内部也能做出作品；展映的环境可以慢慢重建，包括国际的和网络的。他认为对方能把压力送到纽约，也和技术带来的监控便利有关，“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它可能是个双刃剑，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利用这种便利性来维持自己的创作”。
他承认国内的活跃期已经过去，年轻一代里真正持续做独立创作的人还是很少。他举艾晓明为例：“她这么多年受到的打压，她也没法出境，甚至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干扰，但是她在持续创作，不管是用摄影机，还是用笔。”对一被打压就惊慌失措的新人，他的话说得很硬：“在中国社会，如果你都没被打压过，我觉得你谈不上做什么独立创作的东西，对不对？”
宣布取消的那天，他在电影节网站上写道：“我并非出于害怕或者屈服而做出这个决定。”这句话要在四十五部片子只剩下不到十部之后才显出分量：他放弃的是那次放映，不是那个判断。被问到办影展是不是为了让人继续坚持下去，他的回答很低：“我希望是这样的，最起码对中国坚持创作的人，我们有一个在外面的平台，我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种精神上的支持。”平台已经关掉了。眼下还能证明这句话的，只有那个每天下午两点仍然有人坐着的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