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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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进陷阱的转型》出版于2006年，书稿在2004年就已经写完。那本书出来时，不少人认为裴敏欣对中国过分悲观。二十年后，他自己给出的评语正好相反：「当初这本书出来的时候，被很多人认为是过分悲观，但现在看来，其实是不够悲观。」更值得注意的是那本书的最后一章。他在其中探讨中国此后可能走的几条路，如今回头看，他把其中一条称作“习近平途径”——当时他写下的只是可能会有强人出现，并没有仔细去想这个问题。二十年后，他把那一条路扩写成了一整本书的结论。
在不明白播客的这次对谈中，裴敏欣要回答的不是习近平为什么能上台，而是一个更冷的问题：一个国家用四十年完成了经济起飞，为什么政治上反而全面倒退，而且这种倒退在他看来属于大概率事件。他把祸根一路追到邓小平，追究的不是个人品质，而是一套被完整保留下来的机制。他同时坚持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区分：倒退是大概率的，至于是不是习近平这个人，未必。
三部曲，一本比一本更悲观
裴敏欣把自己判断的转变说成一件很自然的事。1980年代末开始写论文时，他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和前苏联走的两条完全不同的路。那时现代化理论影响很深，它指出的路径是从经济发展走向政治开放，他说自己一开始是相信的。
真正的动摇出现在胡锦涛时代。据他描述，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才真正起飞，改革则从1980年代开始，二十多年过去，政治上却出现倒退或者停滞不前的现象。《掉进陷阱的转型》就是在这种困惑里写成的。
第三本书转向裙带资本主义，讲的是基层的窝案、串案这种互相勾结式的腐败，追问的是政权溃败的逻辑和动力。三本连起来，用他自己的说法是一个三部曲，一本比一本更悲观。2020年普林斯顿大学联系他，问他能不能写一本关于中国改革四十年的总结性著作，那时他要回答的问题已经成形：为什么经济改革跑得这么快，四十年之后却出现大规模的、全面的政治倒退。
他后来给出的答案把祸根一直推到邓小平，同时保留了一处很容易被略过的分寸：「至于习近平本人，并不一定是一个必然结果，但是出现政治大倒退，这本身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这句话把整场对谈的重心从一个人身上移开，移到了他所说的那套框架上。
八十年代真正动过的三件事
要理解那套框架，先要看清它在1980年代被动过哪里。裴敏欣把政治方面的变化归为三项。第一项是党内的所谓制度化。邓小平、陈云和其他老一辈对毛泽东的个人集权深恶痛绝，许多文件具体由胡耀邦主导起草，包括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以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说，「他们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我们在共产党再也不能有毛泽东。」最主要的改革是废除终身制，其次是强化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以及党内不能搞整人、要有民主程序。
第二项他认为算不上改革，而是治理方式的改变。胡耀邦、赵紫阳在第一线主管时对社会比较放松，出现了当时才可能出现的自由结社和非官方刊物，大学里有各种讨论、学习小组，还有民主墙、伤痕文学、文化热和《河殇》。他的评价是，从合法性的角度讲，这些东西对共产党的伤害很大，但整个1980年代在这方面相当宽松，是1949年以来最自由的一个年代——八九民运和这种开放有紧密关系。
第三项外界知道得最少，因为它没有实行就夭折了。1986年，邓小平交给赵紫阳一个任务：设计中国的政治改革。裴敏欣称这是共产党最高层唯一一次考虑怎样改变治理模式，也就是今天说的顶层设计。邓小平给的指示很窄，只是让共产党治理得更有效。赵紫阳组织的班子由鲍彤领导，吴国光也是成员，他们研究后的结论是这条路走不通，因为它解决不了党政不分，也解决不了社会与政府之间没有沟通渠道。
方案到了邓小平那里没有得到支持，在中央全会上也没有通过。裴敏欣给出三个原因：邓小平一看就意识到那实际上是三权分立，所以不干；时机不巧，1987年一月胡耀邦被撤，1988年通货膨胀起来，保守派把主要精力放在把赵紫阳搞下去，到1988年底赵的位置已经很不稳；而八九之后对改革派、自由派的全面整肃，让党内推动民主改革此后几乎不再可能。他判断，如果这次政治改革不是半途夭折，很有可能就不会发生八九民运。
一推就倒的纸牌屋
废除终身制、强化集体领导，这些听上去像是给权力上锁。裴敏欣的看法是，锁从一开始就没有锁上。
他先讲规则本身。那些规章制度非常含糊，他称之为共产党的惯用手法，为的是给自己留下最大的裁量权。常被援引的年龄规定其实并不完整，真正明确的只有部级、副部级这些与老人自身权力并不直接相关的层级。任期规定则根本没有明文，「不成文的规定是没有约束力的，而且里面都埋着一个伏笔——工作需要。什么是工作需要，完全由他们自己来界定。」他给出两个原因：共产党从来不愿意用明文把自己的手脚捆住；而在1980年代，真要设立严格的年龄和任期规定，邓小平、陈云自己就得下台。
他接着讲运作。按他的描述，邓小平几乎从来不开政治局会议，许多重大决定是在家里作出的，唯一参加过的似乎是讨论是否开除胡耀邦的那次。他读赵紫阳的回忆，陈云为此非常恼火——陈云和邓小平在经济政策上分歧很大，坐在一起开不了会，而邓小平的办法就是不开会，因为一开会就容易吵起来。陈云向赵紫阳抱怨常委为什么不开会，赵紫阳的回答是：「我只是一个大秘书，如果要开会，你去跟小平同志讲。」被称作八个元老的那批人，比如薄一波，很多甚至不是政治局委员，党内影响却很大。
最后一层是没有强制机制。反对个人崇拜、提倡集体领导都写着，但没有任何明文规定说明有人违反了该怎么办。于是到了习近平要搞个人崇拜、要打破任期制度、要进行党内整肃的时候，裴敏欣用一个玩笑式的说法概括这套建设的成色：「中国在邓小平时代的所谓制度化建设，就像一座纸牌屋，一推就倒。」
台湾是狗，大陆是狼
纸牌屋解释了倒退为什么容易，但解释不了改革为什么不可能。裴敏欣在这里换了一个更基础的分类：中国不是一般的专制政权，而是极权政权，两者的区别是级别性的，不是程度性的。
他列举极权的几个特征：党天下，党控制政府也控制军队，而一般专制政权的党政还是分开的；党本身是列宁主义式的严密组织，自上而下有严密的纪律；对经济的控制，中国改革开始时国有经济约占八成，改了四十年仍占两到三成，而且占据关键部门，台湾、墨西哥、南韩这类威权政权的国有经济不会超过两三成。
最后两项他讲得最重：民间社会与信息。「极权政权里一点民间社会的空间都没有，而且对信息严密控制，现在中国在一个所谓的信息革命时代，一般的中国民众得到的信息很少。我举个例子，中国有防火墙，伊朗都没有防火墙，越南也没有防火墙。」一般专制体制里还容得下工会、学生会和教会。主持人袁莉在这里补了一句：俄罗斯人到现在还能上YouTube。
由此他推出一个判断：说台湾是一党统治、大陆也是一党统治，所以台湾能民主改革大陆也能，这种说法完全错误。「台湾是狗，大陆是狼，看上去好像一样，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政权。」他提到许成钢关于极权体制制度基因的研究，认为讲清楚了这类政权与一般专制的不同。
极权政权向民主转型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他给出的机制是一种脆而不坚：「这种政权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强大，但一旦开始转型，崩溃的可能性就会很大。因为它完全是靠一个党，把所有体制都连接在一起。」一旦启动转型，党的权威、合法性以及这个党过去做过的坏事都会被揭出来，合法性会在很短时间内消失，政权随之无法维持。前苏联是唯一真正尝试过的，改到一半政权被推翻；东欧在他看来是靠苏联支撑的半殖民式政权，台湾也不算同类。他认为政权内部的精英同样看到了这一点，知道这套东西不能动，于是僵在原地。
真要改，他说只有赵紫阳、鲍彤当年看到的那条路：先在政府仍有相对权威时把极权转成威权，再党政分开，逐步放松党对军队和其他关键领域的控制，同时给社会更多空间，分两步走以降低风险。这条路被否掉之后剩下的就是他描述的死局：「现在一点都不能放，以后一开放就得垮掉，什么都没有了。」
顺带被他纠正的还有一本被反复援引的书。2013、2014年前后《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被广泛阅读，王岐山也读。裴敏欣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正是托克维尔，他的说法是那批读者读错了：「姗姗来迟的改良会导致革命，并不是说改良一定会导致革命。」区别在于改得太晚、政权内部已经出现大规模不可逆转的腐败，那时改革才肯定失败。
增长如何反过来喂养统治
到这里，中心问题才真正落地：如果经济发展本该带来民主，四十年的增长为什么没有兑现？裴敏欣的回答是，那个”本该”从一开始就被误读了。
他追溯到现代化理论。1957年利普塞特提出这一理论时，观察到的只是一种相关性——很多富裕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他并没有说富裕一定会导致民主。后来它被简化成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民主，而这个理论从未解释过程本身：经济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这些后果又如何进一步导致民主体制出现。中产阶级被提出来当作关键因素，但中产阶级如何推动民主改革，同样没有讲清楚。
过去三十多年的研究修正了它。他引述的第一个结论是：「民主改革最重要的因素是政治精英的决策，而不是中产阶级的推动。一定要在统治集团内部出现分化，出现改革派，而且改革派还必须掌权，由他们来推动改革。」前苏联、西班牙、台湾都是如此。第二个结论来自一项回顾三十多年转型案例的研究：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人均收入每增加一千美元并不对应转型概率的相应提高；唯一显著的相关性是转型何时开始——专制政权垮台之时。
据此他提出中国的情形不仅没有印证现代化理论，反而相反。他并不否认变化：中国的民间社会比1979年强大得多，民众的政治动员能力也明显增强。但在他看来，这些变化都发生在政治体制的外围，没有进入核心，而核心自身发生的变化是另一个方向。
他给出两条机制。其一，天安门事件之后共产党很会学习，它观察前苏联如何崩溃，从中学到了大量生存技巧。其二，经济资源的增加在中短期内对政治改革的作用是明显负面的：生活水平提高带来了他所说的业绩合法性，一般人对共产党的支持相较以前有所上升，改革压力因此大大减弱——「合法性消失是政治精英改革的最大动力之一，现在这个动力没了。」
同时，多出来的资源被用在两件事上。一是维持对社会的控制：「很难想象，一个贫穷的国家能有人工智能、天网、金盾、雪亮工程这些中国的高科技控制体系，它能够雇佣那么多警察和线人来控制社会。」二是对社会精英的控制——1980年代的知识精英很独立、普遍持批评态度，而今天许多知识精英已经被吸纳进体制之内，政权由此可以收买精英，进一步强化自身的生存能力。
薄熙来已经演过一遍
回到那个具体的人。裴敏欣同意习近平的仕途本身有偶然性：转折点是2002年从福建省长调任浙江省委书记，而以往福建省长最多调到江西这样的省份；2007年他又得益于胡锦涛与江泽民两派相争、双方都提不出合适人选。从个人角度看，这确实是偶然事件。
但他认为结果是必然的，理由之一是这件事已经被演过一遍。在习近平之前有薄熙来，薄熙来在重庆做的就是后来习近平在全国做的事情——手法有别，薄熙来搞的是唱红打黑，主要是打黑而不是反腐，但本质相同。2007年到2012年间，那一套在重庆相当得逞，很多人跑到重庆去祝贺重庆模式，其中也包括习近平本人，只有温家宝和胡锦涛没有去。他由此得出一个不留余地的结论：「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在中国出现明显的政治倒退，没有人反对，而且会有不少人支持、捧场，还包括许多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
理由之二是这个体制根本没有一套机制来防止这样的人出现，因此一旦出现，遇到的抵抗往往是纸牌屋式的，非常脆弱。理由之三涉及邓小平的两个盲点。第一是改革会逐渐丧失动力，因为共产党的改革源于日子过不下去，日子稍微好过一点，动力就迅速消失——这正是他在第二本书里写下的改革陷阱。第二是一党统治下推进经济现代化必然出现大规模腐败：「因为政治权力没有任何有效的约束和监督，同时又伴随着巨额财富，除非是圣人才不会贪污。」
这两条合起来，在他看来给强人准备了条件。体制内没有约束，而他要整肃的大多数人“屁股不干净”，通过反腐巩固权力、逐步解决其他帮派因此变得十分容易。至于那套机器本身，他用了一个比喻：「邓只是把这台机器的电源切掉了，但并没有把机器本身拆掉。所以等到习近平上来，他只是把电源重新打开了，这台机器就又开始运作了。」
他不认为这该由习近平一个人承担。邓小平不想动那套体制，只希望通过市场化让它生存下去；如果让他在资本主义和一党专制的生存之间选择，他肯定选后者。
裴敏欣对邓小平的总体评价因此是分裂的：从经济现代化讲功不可没，从政治上讲他一辈子是共产党员，做的一切是让共产党继续生存，短期成功，长期埋下祸种——「邓本人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他做了许多好事，但是，他的许多政策留下了很长远的恶果。」
在他看来，两人的本质并无差别，都要永久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区别只在手法——邓很务实，习很教条；邓认为私营经济对共产党有用，习不这么看，对西方也一样。就连外交的底层逻辑他也认为从未改变，变的只是对自身能力的评估：邓小平在西方生活过多年，从未低估西方，习近平则低估了。
书名叫《破碎的中国梦》，破碎的是哪一个梦，裴敏欣讲得很清楚。他离开中国四十一年，他说自己和同代人的中国梦首先当然是富强，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文化水平，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由、有安全感，对自己国家的治理有发言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上更开放，经济上相对繁荣的这样一个中国，那是真正的中国梦。」
习近平的中国梦里，繁荣强大他当然要，但没有给中国人民真正的自由和发言权。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的判断是不可能——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能维持下去很有可能，但那不等于复兴：「他们担心上网看了什么东西，转发了一个什么社交媒体，警察就到你家来敲门，这肯定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复兴。」
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读者是美国人——而此刻美国主流社会听到的，更多是对中国基建、制造业和高科技的羡慕，甚至有人提议美国模仿中国的产业政策。他的回应是要看中国的全面而不是几个亮点：改变增长模式讲了二十多年至今没有改过来；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的投入肯定有效果，但那靠的是钱和人才，整个经济的发展要靠体制。更实际的一层是美国人学不了——纳税人把着钱袋子，要国会拨款，而中国的一般纳税人没有发言权。「不要看那个月亮好，就认为自己能够得到那个月亮，他不可能得到。」
对体制内的中国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他说的话短得多：那个体制对人的控制很严，他们能起的作用有限，如果只让他说一句，那句话是“不要做坏事”。
三本书一本比一本更悲观，第四本给出的判断是一代人之内很难看到这个体制开放。但对谈的最后，他并没有停在那里。他说自己最大的希望是不管中美关系如何紧张、经济脱钩到什么程度，两国之间不要出现直接的武装冲突；如果只是国内经济长期停滞，那还有可能改变，理由是「因为共产党最终是要自救」——他举的例子正是邓小平，那个在毛泽东时代很左很左、反右也是他搞的人。
二十年前他把一条路随手写进一本书的最后一章，二十年后那条路成了现实；而他给自己留下的结论是同一套逻辑的另一半：「所以一方面我比较悲观，但是另一方面，我还是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