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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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播客第175期《成蕾：央视主播、泄露机密与国安监狱里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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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3日上午，成蕾走进中央电视台办公楼的一间会议室。她以为要谈的是自己刚想出来的新节目：北京住着那么多大使，可以请他们来讲各自国家的文化和食物。据主持人袁莉在节目中的复述，会议室里一名男子对她说，他代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通知她，她因为为境外机构提供国家机密而被调查。
那之前，她在北京已经住了八年，是一位单亲妈妈。疫情之后中国关闭国境，两个孩子滞留澳大利亚，她和他们分开了半年，正想尽办法把他们弄回来。被带走的那一刻，她说自己反而不太紧张：“在懵的同时，我其实还是不太紧张的，因为我觉得这罪名听着这么可怕，那肯定跟我没关系啊。我干啥了？那我就配合呗，该说的就说，有一说一，那肯定就没事了。”
据节目介绍，她此后被单独关押和反复审讯三年零两个月，2023年10月在澳大利亚政府的外交努力下获释，今年出版了记录这段经历的《自由回忆录》。这场谈话真正留下的问题，不是那条短信里有没有机密——那份文件七分钟后就向全世界公布了——而是一套制度如何在一个没有钟表、没有日历的房间里，把一个坚信自己清白的人，一步步带到愿意写下“认罪认罚”四个字的位置；以及在那之后，她靠什么把自己认回来。
七分钟，和一个不再回复的朋友
国安部门着重追问的，是她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前七分钟，把其中一段话发给了彭博社记者范若伊——报告说，那一年不设经济增长目标。她说自己完全没想过风险：在央视，外籍人士不需要做保密培训，她因此认为自己能接触到的东西不涉密。那份报告她还给欧盟商会会长伍德克和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看过。她说，庭上宣读的证词里，有一位她并不认识的综合新闻组同事称，把报告交给她时说过这是机密——她的回应是，根本没有这回事，那是编的。
所谓早上七点半解密的依据，据她讲述是一年以后才补上的：检察官把案子打回给办案警官，说这里还需要一份报告，警方于是找保密局出具了一份文件。在她看来，问题从来不在那份报告上：“我觉得就算不是这个报告，他们用其他的东西做文章，也一样可以做出所谓的铁证、所谓的证据链。没有什么是他们做不到的。”
她始终没有得到官方说明的调查原因，只能自己搜集、拼凑。她说直到开庭那天才知道监视是从哪一天开始的，那个日期正好在澳大利亚要求疫情溯源之后几天，被监视的也不只她一个；她能给出的结论是，真正的原因跟澳中关系有关。
范若伊是她在北京最好的朋友，两人的微信记录被调出五、六万条。她在书里写过，在监居最低潮、想死的时候，她怨恨过这位朋友，觉得对方明知故犯地把风险转嫁给了自己。后来她得知范若伊也被关押，甚至因为巧合在楼道里听到过她的声音，情绪反而复杂起来：“因为我觉得无论如何，没有人应该在这个鬼地方。”她出狱后发去的微信和Instagram消息，对方一条都没回，还把她屏蔽了。袁莉替她不平，说你受了那么多苦。她的回答只有四个字：“她也受了苦。”
她说自己在里面老想起电影《血钻》，“我觉得在新闻界也有以血的代价换来的新闻”。国安概念扩大之后，敢对外媒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剩下那些稀有的人该怎么保护，她把问题留在了那里。
十六平米里的二十四小时
袁莉请她解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个奇怪的词。她给出的不是法律定义：“我觉得监居是一种变相的折磨，而且是因人而异的。它会根据你的身份、他们认为能从你身上获取的信息、能办定什么铁案、你的配合度以及心理承受能力，真的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房间大约十六平米，墙面全是软包，一张单人床。她能活动的区域顶多八九平米，因为二十四小时里的每一分钟都有两名看守盯着她——三对年轻女警卫轮换，一个站着，一个坐着，每十分钟换一次位置，站的时候离她四十公分。上厕所、洗澡、睡觉都在这个距离里进行。要做任何事都得先申请：报告，申请站起来扫地上的头发；报告，申请洗衣服。所谓的锻炼时间，是两名警卫站成一条人肉通道，她在中间大约一米的宽度里走一米半，走到窗户，再走回来。
白天必须坐正，两手放在腿上，不能翘二郎腿，脚踝也不能交叉，要维持一种态度很好、正在思想改造的状态。夜里的规矩更多：日光灯二十四小时开着，就在头顶上方，人却不能对着墙睡——那一边稍微不那么亮——不能用胳膊挡住眼睛，也不能把手放进被窝。忘了哪一条就会被弄醒，好不容易睡着，又被折腾醒。
在这样的房间里，时间先是失去意义，然后变成痛苦本身。于是她给自己安排事情做：跟自己玩成语接龙，在脑子里翻译东西，甚至脑补出一整档广播节目，叫地下棺材调频电台，她是主持人，接听那些濒临疯狂和自杀的犯人打来的电话。
她的另一项消遣是观察每两人一班的看守。她记得有一次，一名警卫大概是闹肚子，因为找不到替补，又有纪律不能使用两米外她监室里的厕所，最后拉在了裤子里。她的评价不是冲着那名警卫去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他妈的制度！”
“认罪认罚”这四个字
她记得有的星期，除了申请上厕所，她一整周只说了几句话；因此当有机会被提审时，她甚至会觉得有点兴奋，因为终于可以说话了。她把这种孤立看作整套方法的关键：在这个信息时代还能有一个地方，让人联系不到任何人，精神和身体上都彻底孤立。
“当唯一能与你交流、能帮你说话的人是警官时，可能就会出现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情况。你会开始怀疑，可能我真的是有问题——他们费了这么多苦心。”
有人扮红脸有人扮白脸，有人根据她的个人生活给她提建议——她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就成了她那个世界里仅有的人。他们不停地给她纸和笔，让她写忏悔词，也就是中国人熟悉的那个词：自我批评。她第一次写的时候还很天真，以为像在国外一样，写的是真实的自我表达。“过了好几个月，我才知道他们要的就是四个字：认罪认罚。”写下这四个字，其他细节就都不重要了；认了，一切就OK了，对方甚至会高看你一眼。
写认罪书不是因为她相信自己有罪，而是因为那是离开这个房间的唯一通道：只有被判刑、被送进监狱，才可能有家属探视，孩子才能来看她。“无论如何，我要尽快去监狱。”
六七个月后她被转到看守所，她说那是地狱和天堂的变化——尽管监居的伙食好得多，一天一百元人民币，由警官自己打好拿给她。“我宁愿你给我多差的条件我都愿意接受。我也不愿意监居这样的折磨。”
敲四百多下的情书
到了看守所能和室友说话，她的心理状况好了很多。2022年下旬北京那轮严重疫情期间，放风取消了，每天早上放风场的门只短暂打开一会儿透气，人不能进去，只能站在门口。她就站在门口唱歌。隔壁监室有人大声回应，说爱你的歌声；因为她们那间是112号，对方就喊，爱你，112。她们由此建立了联系，用的是敲墙。“特别讽刺的就是，我们不是间谍，但是因为我们特别想跟其他的人沟通，所以反而还用了一个间谍的密码沟通方式。”
方法很简单：A敲一下，Z敲二十六下，中文只敲每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实在接不下去就对着窗户大声喊。这样坚持了两周才被发现，她认为原因是当时疫情之下警力不足。隔壁那位室友后来一口气敲了四百多下，每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是三个字：爱成蕾。她说，这比用ChatGPT写情书高级得多。
每间监室有五个摄像头，其中一个对着所谓半透明的浴室——腰以下是毛玻璃，人在里面做什么看得一清二楚，而且确实有人在看。在厕所待太久、在非法时间洗衣服都会被警告；午睡和夜里上厕所要先按对讲机通知警官。有一次室友在哭，她过去抱住对方，警报立刻响起，警官的声音跟着传来，问她在干什么。她这样描述那种落差：“在这种瞬间，那个警报突然一响，大家就马上就回来了，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连笑的资格都没有。”
三年多里她读了三百多本：监居时追求密度，一本《宋词鉴赏》天天看、天天背；到了看守所，她转向诗歌、科学、哲学和历史，因为这些书会让人对自己的处境产生新的想法。出来以后，她给那些激励过她的作家写邮件，很多人回了信，台湾作家龙应台还到她家喝过茶。
袁莉说她很有苦中作乐的天分。她没有接受这个赞美：“我觉得很不幸的是，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很会苦中作乐吧。”
刑期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她被带走时，澳大利亚执政的是要求疫情溯源的自由党政府；2022年5月工党胜选，在她看来，工党一向被视为、也确实更亲华。此前两年，澳大利亚外交部和大使馆一直替她申请，希望她能和孩子通一次电话，但申请一律被拒。有一年圣诞节她退了一步，说不打电话也行，只让她听一段孩子们的录音，同样被拒。
2022年11月，澳大利亚总理在印尼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与习近平会面。三个星期后，她获准与母亲和孩子通了三年多来唯一一次电话。工党上台后她明显感觉到情况有变化，她认为外交部长黄英贤更关注她的案子。她由此得出一个判断：政治对一个普通人的刑期有很大的影响。
办案警官告诉她大概六年。后来检察官来看她，说她的刑期本应超过五年，经他不懈努力才像砍价一样砍到五年，还替她免了附加刑——驱逐出境，理由是孩子的父亲是中国人、人在国内，这样方便孩子和父亲团聚。“当时检察官跟我聊我的刑期的时候，那次感觉也特别的奇怪，我的命运居然还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最后的判决是两年十一个月，比谈下来的五年还短，但附加刑仍然有：驱逐出境，十年内不得申请入境。宣判那一刻她想的是，还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她提到有位作家说过，自己已经习惯了“重获了天空，但是失去了土地”的写作，她听了很有感触。
中国、中国人和中共
在央视，她对审查有一套自己的观察：它按受众分级，受众越精英、越能让当局抓住把柄，尺度就越宽松；最严的是中文电视，因为它的受众是一无所有的人，而当局最怕的是赤脚革命。对英语和其他外语媒体，审查反而少得多。她也没有替当时的自己辩护：“我一直天真地认为，不管是天真也好，愚蠢也好，认为我在央视英语频道的体制内，其实还能起到一些改变的作用。”只要看到新闻稿里写着习近平三个字，她就自动删掉，换成北京或者中国，因为她觉得这种个人崇拜已经没谱了。
如今墙内网络把她写成间谍和卖国贼。她说汉奸是一个被严重滥用的字眼；所谓爱国，标准变成了不能说一句所谓的反华。在她的案子里，还有另一个部门后来出具证明，说她发给范若伊的那条短信损害了国家尊严——她的反应是自嘲，说自己难道真有这么大的能耐，那这个泱泱大国也够小心眼的。落差同样出现在报道上：“比如你去看中文网络是怎么写我的，再看英文世界的报道，就像在看两个人。”而在澳大利亚，她被关押期间有素不相识的人给她写联名信；回去以后，在街上、在超市，还有陌生人上来拥抱她。
她在书的结尾写下的，是希望读者能够区分中国、中国人和中共。政权想把所有东西混在一起，是为了稳固自己；而那些看见高铁、激光秀和各种科技就以为看懂了中国的外国人，没有看见这些成就是以什么代价换来的——多少民工多年拿不到劳动保障和报酬，多少冤案，多少人上访被阻、被打。“当这些都不能被报道的时候，你怎么能说你了解、或者你看到了真正的中国？”她给自己定的位置很低：“我只是希望，能尽量为一个更完整的中国故事，添加我的声音。”
被问到是否愿意回中国时，她说这有点像问一个被家暴过的女性会不会回去跟丈夫在一起。她的标准答案是两个条件：如果她觉得安全，如果她觉得自己是受欢迎的、起码不是还在网上被黑的，那么她愿意回去。至于现在，她说自己完全不回避那三年，写书、演讲、接受采访都是愈合的一部分，也让她觉得自由——因为“整个国安的体系不光把你关起来，还要摧毁你的大脑、改变你的思想、让你闭嘴”。
有一件事她还没有做完。节目最后她说，希望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的时候，能和当年的狱友办一次同学会，也希望任何知道她们消息的人来找她。在那三年零两个月里，她学会用敲墙的方式把一句话送到墙的另一边；现在她能公开说话了，想找的还是同一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