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7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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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播客第171期《DC不明白节丨王男栿：《流氓燕》之后，中国公民社会的坍塌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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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燕》的开头是一段电视新闻片段。海南万宁一所小学的班主任发现班上六名六年级女生没有来上课，与家长联系、连夜寻找未果后报了警，警方随后在万宁和海口两地找到她们。片中的报道说，5月8日晚上，两名嫌疑人曾与这六名学生在外开房，其中一人是万宁市第二小学的校长，另一人是当地房管局职工；六个女孩里最小的十一岁，最大的十四岁。这段报道停在侦查阶段，片子和这场对谈都没有交代案件后来如何处理。
接下来的画面是一群人站在外面喊口号，要求净化校园环境、法办涉案校长，也要求失职的教育局长下课。那是2013年。十二年后，这部片子在一场放映活动上重新放了一遍，导演王男栿和主持人袁莉在台上谈的，正是这些人此后的十二年。袁莉说，她给这场对谈起的题目是“十年物是人非”，写下时又立刻觉得，其实应该叫“物不是，人已非”。
王男栿说，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完整看过自己这部处女作，放映时通常都不看，这天却几乎从头看到尾。让她想哭的不是画面，而是知道画面里的人现在怎么样了——“几乎所有后来都进了监狱，有的人在监狱里面有几年。”这场对谈真正追问的，因此不是这十几年变了什么——变化已经写在每个人的命运里——而是：当一部纪录片没有把任何人救出来，当片中那条街上再也举不起相机，记录本身还剩下什么。
相机还能举在大街上的那一年
王男栿卷进万宁案时，并不是去拍一场政治事件的。她当时在纽约大学读纪录片硕士，回国要拍一部片子，选题正好是性工作者，结果被卷入了整个事件。她说自己在中国农村长大，有一定的正义感和对现状的不满，但在拍这部电影之前，她和政治、和这些人的生活没有直接的交集。多年后她这样概括那次偶然：“可以说这部电影是我个人的政治觉醒。”
十几年后重看，她最先说出的变化与政治口号无关，而是关于一台相机可以停在什么地方。“当时我还可以拿着相机在大街上拍抗议，可以拍法院门口。”她说，当然会有人过来，但现在几乎一秒钟的时间也不可能，可能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此后她在中国又拍了几部纪录片，感受是每一部都比前一部更难：《流氓燕》之后的那一部，已经不可能在街上举着相机，最多几分钟就有人过来。
收窄的不只是镜头。袁莉记得片子里有《南风窗》记者的报道，微博上有大量评论，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电视台也报道了这个案件；现在再上微博，调子完全不一样。王男栿接着说，她当时看到针对博白警察的微博回复有五百多条，这样的东西现在也不可能，“哪怕几个小时的存在，可能都很少了”。一个案件能被公开追问多久，和一个人能在街上举多久相机，是同一件事的两个刻度。
陌生人从各地赶来的那几年
拍摄时最让王男栿惊讶的不是警察，而是来的人。那是她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个圈子。按她的观察，2008、2009、2010年前后，中国还有很多公民组织：叶海燕的工作室，很多女权或各个群体的工作室，还有很多NGO，都还有存在的空间。到2013年，气氛已经开始非常紧张。
赶到现场的人里，很多是非常活跃的推特用户，彼此并没有见过面。她记得自己问过第一个来的陌生男孩：“你见过她吗？没有见过你就来声援了？”这些人在推特上交流，各有各的圈子，叶海燕当时的男朋友浩波也是网友。她的描述是，那种聚集不需要太多线下接触，共同的理想和意愿就足以凝聚人。她特意加了一句边界：从各地赶去声援某一个维权人士，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一个人，在当时都不是少见的现象。
片子里的人后来去了哪里
据王男栿说，709大抓捕中王宇是第一个被抓的律师，她和同为律师的丈夫包龙军，是7月9日那天最早被抓的两人。2015年事情发生时，王男栿还在做这部片子的后期，那对她是非常大的打击。她说片子的主人公虽然是叶海燕，但她与王宇在内心和思想上最接近。第一部片子本来就很难做出来，709成了她无论如何要把它做完、推向世界的动力。王宇的律师执照后来被吊销；据她说，王宇仍在全国奔波，做着自己一直做的事。
叶海燕此后搬过无数次家。王男栿说，身在其中时不一定看得出来，现在回头看，政府针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手段大部分都体现在这部片子里：驱赶、断电断水、跟踪、威胁。她转述王宇对她说过的一句话，说明这几个月只是抽样：
你正好拍到了几个月，但是假如你跟着我拍，我所有接触的案件都是这样，甚至比这个更精彩、或者更曲折，更戏剧性。
大约从2017年、也就是这部电影之后开始，叶海燕几乎淡出了公众视野。她换过很多职业，现在做陶器，在淘宝上卖一些小产品。王男栿的概括是：“她就是很努力的要做一个普通人，但是她没有办法做一个普通人”。她说，叶海燕仍然在不断被驱逐。
叶海燕的女儿雅欣在2017年2月过年前后又一次随母亲被驱逐，当时家在北京宋庄，反反复复上不了学。那时片子还在放映的热度里，王男栿托朋友打听有没有学校愿意给她机会，雅欣因此拿到全额奖学金来美国读初中和高中。她现在读大学最后一年，专业是数学教育，想当一名高中数学老师。
王宇的儿子包蒙蒙的经历要长得多。据王男栿描述，2015年7月9日，父亲正准备在机场送他去澳大利亚留学，父母同日被抓；此后一年多，十几岁的他被监视居住。第二年有维权人士想帮忙，让他从云南边境离开，北京的警方赶过去又把他带了回来。她说，他在十四、五岁经历了暴行和酷刑，被当作要挟父母在电视上认罪的筹码，被监控长达两年多；辗转到达美国后，他还在边境的移民监狱里待了很长时间。这些都是她的转述，对谈中没有出示独立证据，也没有相关机构的回应。她说，这个孩子现在在伯克利读社会学。
墙这边的愤怒、备份与空卡
袁莉问她，片中她和雅欣在楼道里被追、最后躲进401房间的那一晚，是不是最恐惧的时刻。王男栿先补了一个细节：那是艾晓明教授的家，当时不能说，现在说了，对不知道艾晓明的人也不过是一个脚注。然后她纠正了那个形容词——那是对她冲击最大的时刻，不是最恐惧的时刻。恐惧排得比较靠后，排在前面的是愤怒和不解，而“愤怒这种情绪是最强烈的。”
她说，当时每一件事对她都是第一次：楼下雇来的人，被派来砸东西的人，很多都是普通民众。她反复冒出的念头是“原来中国是这样的吗”，而这些手段在今天，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是惯例。愤怒也支撑她把片子做完，因为如果不做出来，她说出来的事，朋友们不会相信。她的同学和朋友说，中国有一堵隐形的墙：“这些异见人士，这些维权人士，他们在墙的这边，绝大多数普通人，他们在墙的那边，他们不知道有这些事情发生的。”
她说，如果便衣警察上来抢相机甚至动手，街上的行人可能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最无助的，因为你不可能报警，他们就是执法机构。然后如果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你，路人也不会介入，也不会关心，甚至也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是最无助的情况。
墙那边的反应有时更彻底。她说，家人和同学接到国安和警察的电话时，第一反应是问她“你是不是做间谍了？你是不是在美国做了什么？”
素材如何离境，是这部片子能够存在的技术前提。她说自己是敏感人士，邮寄行不通，也不能以她的名义寄；办法是找即将出国的非敏感的普通人，通常还要经由信任的人转手，一拨一拨把录影带带出去——不是每个人的行李都会被查。拍摄时永远要有多个备份，等海外有人确认收到，国内的才可以删掉。她口袋里则永远放着一张空卡，或者一张只有无关紧要素材的卡，一感觉到危险就换掉，把不重要的那张交出去。
她说，如果今天再去拍法院门口一定会更有准备：安排别的拍摄者在隔一条街或高楼上同时记录，第一个人被打时第二个人在拍，第二个人被发现，还有第三个人在拍。
被问到普通人在全民监控下如何自处时，她的第一反应却是“我个人的倾向是忽视它”——越提醒自己监控存在、越因此改变行事方式，反而可能变成一种自我审查。忽视与周密防范在她这里并不矛盾：日常生活和做行动是两件事，真要做事，前期、后期、现场都必须想清楚怎么避开监控。
“像你们这样喊有什么用？”
王男栿最初相信纪录片有能力抵达一些人，甚至带来一些社会改变。做《流氓燕》时支撑她的是一个具体的希望：如果片子出来、做得很好，也许那些在监狱里的人，比如王宇，能够尽快被放出来。“当然，这个没有发生。”片子出来后的六个月甚至一年里，她非常沮丧，反复问自己：“如果不能做到实质性的改变，做纪录片的意义和它的力量在哪里？”
她后来给自己的答案是延后兑现的。五年之后，她陆续遇到看过这部片子的人，尤其是在海外读书的中国学生——对有些人来说，那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中国，人生因此改变。“所有的事情都像一颗种子一样，你不知道它将来会长成什么样。”她举了两个例子：袁莉采访重庆标语事件当事人戚洪时，戚洪说自己受了彭立发的鼓舞；也许十年之后，白纸运动会影响到某一个人的某一个决定。她说这些是不知道的事，不是已经兑现的因果。
现场有人问，过去十多年中国的公共舆论空间变小了，那有哪些方面有所改善。她没有接这个框架：因为她在意的那些东西变得那么不好，所谓表面上的改善就变得微不足道，比如生活更便利之类，在这种对照下反而显得荒唐。她说：“我脑子想到的都是哪些变得不好了。”
有观众记得，叶海燕在片中抗议时，一个围观的人说：“像你们这样喊有什么用？”提问者认为这代表着中国公民社会里的大多数。王男栿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然后换成了自己问过别人的版本：她曾问王宇，明知不可能胜诉，为什么还要去起诉警察。她给出的不是保证，而是反问——“不这么做就什么都没有了。”她转述王宇的说法，这样做“至少让它知道还有人在反抗，还有人在表达”。另一个选择是什么也不做，而什么也不做更不可行。
她对普通人的建议落在同一处：在绝大多数人选择沉默的时候，能够做到参与、见证和记录，在她看来已经非常了不起。袁莉在这里插进自己的经验：“围观改变中国”曾是微博时代很多人非常坚信的口号，她自己也曾坚信微博能给中国带来深刻变化，后来证明那是太乐观的想法。王男栿没有反驳，只补了一句，这些事可能也会启发后来的人。这大概是这场对谈里对乐观最克制的说法：不承诺改变，只承诺留下。
代价并没有停在过去。她说，每拍一部片子、每做一件事，警察可能就去她家一次，威胁家人一次；威胁有轻有重，包括亲人的工作和前途。她认为这是最有力量的要挟手段——找到你最在乎的那个人，再去威胁。最亲的人劝她“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啊”，甚至骂她自私。她说自己也挣扎过，有时几个月，有时半年、一年，反省还要不要继续。但答案每一次都一样：
如果我停止了，这些事情会停止吗？不会啊！如果我退了一步，说：“好吧，我就不拍了，我就不接受采访，我就不发声了。”那他们的这种威胁，这种对你的控制，不会因为你往后退步，他们也退一步。你换来的不是一个更好的结果，反而是他们知道这一招是对你有用的，那也就意味着他可以再次利用这些来控制你。
十二年前，她还能在街上和法院门口举起相机，直到有人走过来；今天她说，同样的画面几乎一秒钟也不可能。片中的人几乎都付出了代价，片子没有把任何人从监狱里救出来，可以举起相机的空间也不再存在。这场对谈没有给出记录一定有用的保证，它给出的只有那句反问：不这么做就什么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