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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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播客第168期《老安：一个意大利人对中国气呼呼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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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还没亮，海口开往三亚的长途大巴正在检票。老安递出护照，查证件的人没完全睡醒，看了半天没看明白，也不想惹麻烦，就让他上了车。车开动之后他才发现，车厢里还躺着几个外国人，戴着大草帽，不让人看见；等车出了城，他们才露面。麻烦几乎立刻就来了：一个奥地利女孩发现护照落在酒店，司机竟然把整辆大巴掉头开了回去。那家酒店属于中国旅行社，老安回忆，回程一路他心里都发紧。
到三亚也没有落脚的地方。鹿回头一带的别墅区基本住着干部，不让他们住。他们等到天黑，摸进去找到一个已经住下的朋友，睡在他平房的地上。半夜三点，一群人举着手电筒查房，把他们叫醒，让他们回去。他反问：白天都走不了，夜里三点怎么走。一个小时以后，他们住进了自己的大别墅，一住一个星期。他说那时除了海口，海南全岛都不开放，离开海口就得办旅行证，而那张证永远不会给你开。
这段经历，他后来收成一句话：
作为外国人，既是问题的原因，也是问题的解决。没有这个原因，也不需要解决。
说这话的人叫老安，1959年出生在意大利，1978年进威尼斯大学学中文，1981年到南京进修，第二年又到复旦留学，此后四十多年一直住在中国。据节目介绍，他在中国结婚，有两个以中文为母语的孩子。他的新书《气呼呼的小词典》用词条记录这些年的见闻。这场谈话真正留下的问题不是他见过什么，而是一个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多年、既不肯说爱这个国家、也不准自己怀念旧日中国的人，究竟拿什么安放自己和这个地方的关系。
「稍息」：不是立正，也不能随便走
劝他别学中文的不是家人和朋友——他特意纠正，周围的人对中国根本没有任何概念——而是中文系的老师。1978年他到威尼斯参加新生见面会，听到的是：中文你学不好，方言无数，学会一个也听不懂别的，而且根本去不了中国。他当场起了逆反心理：“我一听这个，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啊，怎么可能这么一个大国家，那么悠久的历史，怎么可能就废了。”另外两个理由更具体：他最想拍照片；汉字也让他觉得可爱——按他的说法，只有中国还坚持象形字。
他真正记得的中国从1981年开始。2021年出版的影集《稍息》收的是1981到1984年的照片，也是他印象最深的时期。那时所有人都在单位里，坐火车要单位的介绍信，没有人自己开车，房子由单位分配。他说总的状况还是原来的状况，唯一的不同是压力没那么大，心里有一种憧憬，但还没有具体化。这种状态的名字来自队列口令：“我说的‘稍息’就像在部队里，你已经不是立正了，但你也不能随便走，还是受限制的。”
松动最清楚的证据不是照片，而是一趟火车。他从广州坐两天一夜的车去上海，带着刚在香港买到的一整套不删节的《金瓶梅》。同车一个戴厚眼镜的小伙子看见这套书，像疯了一样借了去，在上铺打着一只小手电，一夜没睡，一直读到上海，眼睛红肿得不行。老安的解释很短：因为他觉得再也没有机会看了。那时这还是内部书，公开卖的版本可能删掉一半。
被宣传塑造的并不只有一边。他说那时在中国碰到的人几乎都能跟他讲二战，讲意大利怎么被战败了；他反驳说我们是战胜的。后来他把这件事讲成一句自嘲：“你别以为我们不受洗脑。我一辈子都觉得二战我们是胜利者。”
旧规则失效，新规则还没到
袁莉念了他书中的一句判断：最近三十年，中国经常面对旧规则已不适用、新规则还未建立的局面，留下很多缝隙和漏洞，然后慢慢规范起来。他举的例子都很小，小到不像是时代问题。
八十年代末他常去武汉，因为武钢有项目。他嫌出租车开得慢，跟司机商量自己来开，司机同意了；后来在那儿趴活的司机都认识他，他一到，不管哪个都自动让他坐进驾驶位。他说这在别处不可想象：“我觉得出租车让我自己开，这在国外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因为车是私人的，有的时候很不愿意给别人开，就跟借别人的裤衩穿差不多。”
公路同样没有定型：京石、京广一段一段地修，有的路段是封闭高速，有的三车道两个方向共用、超车走中间，有的干脆是土路。但他不把这段混乱讲成值得留恋的自由。在他看来走向规范是必然的：技术便宜了，摄像头可以随便架；意大利也一样，直到七十年代人还能把车开到罗马机场门口停下，现在完全不可能。袁莉提起他当年在北京二环三环上开车像开法拉利，他只答了一句：“以前，以前，以前。现在全是摄像头。”
四十岁那年，他推掉了翻倍的工资
1999年，他四十岁生日那年辞了职。此前他在一家意大利公司靠中文的优势做到管理层，月薪快到一万美金，另有奖金：公司的项目动辄几千万美金，他给办事处所有人定了千分之几的分成。他提出辞职，对方要把他的工资翻一番。他没有接受：“你干的事不是你想干的，你还拿钱干什么呀？”
他想干的是拍照片和拍电影。他说这在更早的中国不可能：八九十年代一个外国人做独立影像，连签证都不会给；到九十年代末机会才出现，再等下去就干不成了。他对那个年代的评价并不浪漫：“其实我觉得90年代还是最好的时代，后来也有好时候，但那个时候是太容易了。”那是关系、资本和本事结合的时代，而他给自己的结论是一句反问：再做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他和作家徐星合拍过一部关于宋庄的纪录片。本来想拍某个艺术家，最后拍成的是一个开黑车的本地农民——出租车本身就是载体，而这个人又对艺术感兴趣。他说那也是城市化的一个关键例子：地不让种了，城市边上的农村靠什么谋生？宋庄是因为艺术家早年入驻、后来成名挣钱，被当地领导看成了一门产业。
从佳木斯到景洪，都是一个模样
袁莉念了他书里另一句：这三十年他目击了中国的快速模式化，城市与村镇都没有个性，从黑龙江佳木斯到云南景洪都一个模样。他补上一个时间判断：一直到十年前甚至更早，多数人觉得那就是现代化，有高速路、有桥梁、有高楼本身就是好。“如果你坐火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你停的所有城市根本分不清，全都一样。”
变化来自出去看过的人：他说现在不少中国年轻人反而觉得难看，出国之后发现别处有那么多不同风格、那么多老建筑被保留下来。但他立刻给这个观察划了边界：他说的是素质比较高的一些年轻人，大部分人并不关心；对一般人来说，住得舒服，有暖气、有空调、有车，就差不多是想要的生活标准。
他不认为这是中国独有的过错。意大利六十年代初的居住区建筑，他说是意大利人自己最觉得惭愧的东西：那正是城镇化和工业化时期，大量南方人移民到北方找工作，盖出来的就是所谓蜂窝楼。区别在规模：“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资源有限、人力有限，所以破坏还比较有限。后来到了70年代，已经开始有觉悟了，也不会再干那种事。但是中国没办法，一下子就完了。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至于为什么全国长得一样，袁莉说地方政府都竞相盖房子，他接的只有一句：“对，而且怕出错，都学人家怎么做的我也怎么做。”
从稀有动物到老外
称呼的变化他写进了书里：外国人、外国友人、外宾、外商，直到今天最普及的老外。更早的叫法是鬼子，他说那个称呼很亲切，他喜欢。八十年代他形容自己是一个稀有动物，走在街上有人看、有人议论、有人追着。有一次在上海四平路，路还在修，晚上一点灯也没有，一辆卡车慢慢开过去，车上的人喊：是外国人。“我当时心里一惊，我看不见他们，只看到车里几个影子。”他至今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认出来的。
到九十年代，情绪换了一种：“外宾是来投资的，应该对他们好一点，他们是带着钱来的。”2010年以后围观基本消失，疫情之后又出现了一点——他的解释是，那几年很多人尤其小孩真的没见过活的外国人，而现在的外国人比以前少很多。
他自己的处境一路变得方便。永久居留证丢过两次，每换一次新版都有改进，如今号码位数已经和中国人的二代身份证一样，进高铁站和机场刷一下就能过。但没有完全接轨：跨境汇款仍要去柜台，网上刷脸刷不了。他承认自己很特殊，一般人没这么方便。这套差别的代价他自己也算了一遍，然后才给出另一面：“这个也影响中国的收入，来旅游会很不方便，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还能坚持跟别的不一样，我还是觉得这点挺可爱的。”
对这种差别，他有一个更硬的说法：“在中国还是那句话，移民局说的：中国不是移民国家。”对照来自米兰。他九十年代在那里买的房子一直空着，2023年七月第一次住进去。进大门第一个见到的是住在楼上、在华为工作的武汉人；楼下是中国洗衣店、三四家中国酒吧、五家中国饭馆、四家美甲店和一个配钥匙的。米兰已经是移民城市，中国还不是。
在国外，中国的处境是另一回事。他的判断是：在他经历的这四十多年里，现在是中国在国外形象最差的时候，完全是否定的。他复述了其中一种说法：有人提起要去中国旅游，得到的回应是中国有什么好看的，那里全是坏的，是要去征服世界的，没什么贡献，也没什么好事儿。
袁莉说，他这么讲的时候，听上去已经像一个有爱国情怀的中国人。他不接受：
不是爱国，我什么国都不爱。我觉得怎么可能爱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里你可能会爱一些人，会爱一些地方，但是不可能爱一个国家。意大利，我也不爱。中国，我也不爱。
他随即自己划了边界：可以爱个别的人，只是没有那么绝对的国家主义，他说他比较反对。至于形象，他说中国确实很差。证据来自机场——直航航班很满，他一度以为中国旅游还挺火，结果取行李处没人，人都转机去了日本、韩国、越南；他的小学同学从没到过远东，他一直请他们来看看，结果第一次去的是日本，“好像怎么也要回避中国这个地方一样”。
常有人问他为什么还住在中国。他的回答全是实际的：中国给他的机会很多，他在这里活得舒服，在意大利得不到这些优势；时间久了，换一个国家就得从头再来——“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
中国是最不让你怀旧的地方
袁莉说起过去十来年文化空间的收缩：宋庄很多人被拆迁，他拍过的那类行为艺术家现在没有了；她怀念北京，也知道回不去当年的北京。他的回答几乎是拒绝这个前提：“我觉得怀念这个心态是很不好的。我这个人不爱怀念，因为我觉得时过境迁嘛。”
他的理由不是宽慰。他说哪怕现在允许你做那些行为，也没有多大意义了，因为它属于那个时代的表现方式——就像西方七十年代做过的很多事，现在也不会再重演。真正改变的是空间的分配：网络虚拟空间被扩大，现实空间被缩小。他用自己的孩子作证据：完全生活在虚拟世界里，坐火车坐汽车不看窗外。
这把前面关于城市模式化的抱怨接到了一个更冷的结论上：“有的时候你想这个世界变得难看，反正人家也不看，再难看也无所谓，人家根本就不看了。”不能怀旧的不只是中国。他说意大利保留了很多原貌，但人口疯狂增长之后，威尼斯、佛罗伦萨那样的地方就是地狱。中国的特殊在于连余地都不留：“怀旧是怀旧不得，怀旧不起。”
他没有停在这句判断上。他说从IT时代开始，中国第一次在一些方面走到西方前头——比如微信让人卷入网络生活的深度，国外没有可以对比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要看未来会怎么样，中国仍然是一个最好的观察点。下一个想拍的东西已经有了形状：走国道，不上高速，因为国道走的是一个城市的阴面，是有坟地的那一侧。他要在这条路上找主播和网红——很多人租在便宜的地方，却面向全国直播；他想看的是虚拟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怎样演变。
这本书本身也是缝隙里的成果。最早稿子送到安徽一家出版社，交给下面一个小编辑审查，退回的意见连书名都否掉了：气呼呼小词典是什么意思？还说他写的全是诟病，这四十年在中国没碰到什么好事。反复过几次，最后是在上海出来的。他的经验是：很多时候觉得这条路完全堵死了，然后发现旁边突然敞开一条路，是你没想过的。他也承认，最早的版本更气呼呼，后来慢慢给和谐了。
据袁莉说，全书只有一个词条没有通过审查，叫“回国”。老安说那讲的是疫情期间他唯一一次回意大利：2022年九月去都灵办展览。回程的飞机原本买到北京，结果停在呼和浩特；他被告知阳性，全市随即封城，隔离结束了也走不了，一个月以后才回到家。他说那是书里最长的一篇，同行的都是中国人，他是唯一的外国人，而他“没有太审查我自己，我该说的都说了”。
海口那辆掉头的大巴上，他的护照既是麻烦的来源，也是麻烦的出口。四十多年后，他的永久居留证已经和中国人的身份证位数相同，进高铁站刷一下就过，跨境汇款仍要去柜台。原因和解决都换了形状，那句判断却没有失效。他不爱任何国家，也不准自己怀旧，剩下的只有继续看下去——下高速，走国道，走城市的阴面，去找那些活在虚拟和现实之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