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199期
- 内容性质
- 据公开文字稿改写（本站原创，非转载）
- 原始出处
- 不明白播客第199期《赵通：中国为何执意扩充核武库，张又侠有可能泄露核机密吗？》
- 原文作者
- 袁莉（主持人）
- 原文发布
- 节目播出 · 文字稿发布
- 本站改写
- 本站声明
- 本站编辑部据该期公开文字稿改写，未参与采访或录制。直接引语逐字取自文字稿，个别删去口头填充，未改变原意。文中陈述与判断属受访者本人；涉及第三方的严重指控未经独立核实。
古巴导弹危机里最危险的部分不是决心，是不知道。赵通说，当时美国甚至不知道古巴岛上核武器的具体情况，这是一场几乎无法避免的情报危机。同一时期还有无法管控的事故：一架美国飞机因为气象等偶然因素误入苏联领空。而这类一线发生的行动，“最高领导人哪怕有非常强的意识，希望完全掌控军事局势，也是做不到的”。
后来的技术让窗口更窄。他指出现代国家越来越强调战争的高节奏化，“很多事关生死命运的核武器决策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决定”，而从冷战到冷战后期，战略预警系统发出错误预警的事件发生过一系列。
美国国防部2025年末的中国军力报告称中国现有六百多枚核弹头，预计到2030年增长到一千多枚。这期访谈问的不是这个数字有多可怕，而是一个更冷的问题：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这对中国自己是不是一笔划得来的账。
数量意味着什么
先把基线摆清楚。赵通说，现在美国公开承认、较为一致的数据是“美国拥有略少于4000枚可用的核武器”，按同样统计标准俄罗斯是四千枚多一些，双方总体基本持平。
那么规模更大有什么军事优势？他的回答是：“除非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种优势其实非常有限。”极端情况指的是两个核大国进入“打红眼”的状态、升级到全面互投核武器的阶段，那时数量才开始起作用。而这种可能性会向下传导——对方可能意识到，即便只是挑起常规战争也存在滑向不可控核大战的风险，最坏情况下对手还可能有一定优势，因此在常规战争层面就选择更克制一些。
另一层是地位。他举俄罗斯为例：综合国力与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但在核武器领域仍是唯一能与美国大致持平的国家。中国可能有类似考虑，而中国领导人过去也多次提到过，没有核武器“我们说话就不算数”。
理论上的答案小得出人意料。赵通说，如果只是威慑大规模核打击、双方都依赖“相互确保摧毁”来实现安全，那么“规模非常小的核武器就足够了”——而中国历史上几十年就保持着非常小的核武库。
但这个平衡有漏洞，而漏洞在于它主要针对大规模核打击。一旦开始不断假设最坏场景，逻辑就会往上推：可以假设对方的首次打击不只使用核武器，还会用精确制导的常规导弹；可以假设在双方都打红眼的极端情况下，拥有“限制损伤”能力的一方能获得相对有限的军事优势。而实现限制损伤，需要的正是一个大规模核武库。
他还点出这背后的意识形态成分：美国之所以认为需要保持一定的限制损伤能力，与它对中国、朝鲜、俄罗斯这类非民主政体的判断有关。也就是说，最坏假设在两边同时运转。
为什么是现在
时间线从2012年前后开始。赵通说，中国综合国力那时开始明显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而随之提出的是“中国梦”和“强军梦”。据他讲述，后来披露的一些讲话中，中国领导层在对二炮军方领导的讲话里提出要加快发展“能够让美国害怕的军事力量”——从那时起，核力量被赋予了更高的政治重要性。
高潮出现在2020到2021年。他的解释是：疫情，加上美国一些官员更加公开地把矛头指向中国政治体制，让北京感觉政权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而“十四五规划”从起草到公布的过程，官方对战略威慑体系的表述随之升级。
一笔可能亏本的账
这期访谈最重的一句判断在这里。赵通说，中国的核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战略失焦的反应”，从客观上看甚至可能对中国的利益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更多反映的是政治领导层的一种理念，而不是一笔算清楚的军事账。
支撑这个判断的是力量对比。他指出美国目前无论在战略核力量还是战术核力量方面仍然拥有非常明显的优势，而中国的战略分析者对此也有清楚认识，“因此，中国首先使用核武器在军事上对自己是不利的”。
那美国需要回应吗？他给的是两层答案。理论上不需要过度反应，因为对方做的可能是一件对自己不利的事。但现实政治里很可能仍会回应，因为美国在战略上往往“料敌从宽”——在不清楚中国核力量上限的情况下，它无法确定对方为什么要发展某些看起来超出需要的能力。而美国的反制又很可能进一步诱发中国的最坏假设，从而刺激新的反应。他自己的总结是：双方大概会进入进一步的军备竞赛。
为什么这件事在中国不可怕
袁莉问的是一个感受上的落差：核战争意味着每个人的生命都可能完蛋，为什么在中国的舆论场里，对核打击后果好像并不那么看重。
赵通给了三层解释。第一层是世界观：国内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世界动荡的根源在于追求霸权主义的美西方”；承认军事竞争升级会带来风险，但同时坚定认为缓解风险的唯一出路是壮大自己。
第二层是认知的浅：他说国内民众包括很多政治精英，对冷战期间的核危机及其过程中各种不可控的意外因素“完全没有认知”，人们往往认为最高领导人能够掌控一切。而历史恰恰相反——正是古巴导弹危机这样高度危险的意外，让当时的美苏领导人切身感受到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才促使他们很快签署一系列降低核风险的协议。中国领导人在冷战期间并没有一手经历过核危机。
第三层最短：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中国站在“真理的一边”。既然如此，解决办法也只有一个。
台湾、一次落马，和一场被指控的核试验
回到最现实的场景。赵通说中国扩核在台湾问题上有两重考虑：心理层面威慑美国介入，因为中国认为美国非常看重核力量；军事层面则是——“中国现在对自己的常规制胜能力非常有信心”，所以扩核更多是为了确保美国在面临常规失败时无法用核武器来升级战争。
但他没有回避反向的那一格：万一常规战争出现失误、中国面临常规失败的风险，它会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他说这个问题客观上很难判断，而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其实为这种用法留下了空间——二炮的一些权威文献曾明确提到，在某些战略性目标受到对方常规军事威胁的情况下如何处置。因此不排除中国有意释放核信号、制造首先使用的风险，以换取常规军事乃至地缘政治优势。至于外界为何怀疑这项政策的可信度，他的解释很直接：“中国宣示的‘不首先使用政策’没有机制性的保障。”
军中人事也进入了这场讨论。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落马后，《解放军报》称他“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而据袁莉转述，《华尔街日报》报道官方内部通报提到与核机密有关的原因。赵通对这类传闻明确保留：“这不是落马的军方官员第一次被风传泄漏核机密”，而这种指控“对个人的声誉打击很大”，他也确认“这类信息确实可能对个人声誉造成有效打击”——袁莉的说法是，这是一个很容易贴的标签。他也提到确实存在关于扩核过程中工程质量问题的传言，包括西方媒体报道过的发射井井盖无法打开、导弹弹体内被注水。但他给出一个技术判断：核武器的核心技术机密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具有明确军事用途，作战能力更多依靠常规武器；而按他的判断，“美国更关心的是中国在宏观层面上的核力量发展意图的透明度”——中国计划把核武库发展到什么规模、想实现什么军事目的。
另一项指控来自美国负责军控与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托马斯·迪南诺，他称中国在2020年进行了秘密核试验。赵通的处理方式是分开两件事。一件是可核查的部分：独立专家能做的是用开源信息与商业卫星图片去印证，而国外学者的开源研究显示罗布泊核试验场近年在扩建。另一件是动机是否成立：“中国历史上进行核试验的次数非常少，大约四十五次”，而美国是上千次，经验积累有限；中国确实在发展更多样化的区域性核力量，可能需要更小型化甚至当量很低的核弹头，美国官方认为其正在发展一万吨当量以下的型号；中国也被报道正在研发新的运载工具，包括已部署的高超音速助推滑翔导弹。但他的结论留在技术的不确定上：这些需求是否一定要通过产生实际当量、违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爆炸试验来实现，“在技术上并不完全明确”。
他认为这项指控值得严肃对待，理由是程序性的：声明由具体负责该业务的官员公开提出，通常经过美国内部跨部门审议。而如果中国确实没有进行这类试验，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个单方面展示透明度的机会。
风险未必更高，共识却在破裂
那么今天比冷战更危险吗？赵通的答案分成两半。绝对风险上，他认为“目前的核战争风险未必已经超过冷战的巅峰”——那时的危险程度本身就已经令人震惊。
但结构变了。冷战结束这么多年，大国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在认知上反而更加分裂，“对许多基本事实的理解差距正在扩大”。他说这带来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由于认知差距过大，“很多人开始认为已经无法通过理性讨论来解决矛盾，于是只能依靠实力、依靠军备竞赛”——而核武器被使用的相对风险，正是这样上升的。
他还指出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旁观者结构：一些非核武器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并不关心大国军备竞赛，有些甚至认为中美竞争加剧为它们的灵活外交提供了空间。而当西方国家看到这种反应，自身也开始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逐渐失去信心。
于是他的落点不在弹头数量上：“恰恰是在最需要共识、最需要一套基本行为规则的时候，人类社会却面临着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共识的破裂。”而承担这一系列成本的，是每一个具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