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2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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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播客第226期《“我只是一枚小螺丝钉”：一名前新疆警察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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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张亚博和另外两名干部从新疆和田飞到贵州，走进阿布来提的烤肉店。阿布来提在贵州住了十几年，开了两家店，按揭买了房，妻子和孩子都在当地，孩子的中文说得很好。三个人告诉他，和田老家的房子要做庭院改造，需要他本人回去一趟，跟村委会见个面。
据张亚博描述，阿布来提当时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在外务工的维吾尔人有自己的微信群，此前回去的人都没有了消息，人就消失了。他记得阿布来提坐在店里身体发抖，自己只能劝他，如果他是嫌疑人，早就被戴上手铐了。阿布来提还是跟他们上了飞机。落地和田时天已经黑了，家人在机场等着，穿防护服的国保民警把人带走，只对张亚博说了一句：任务完成了，你可以走了。
他说，他后来再也不知道阿布来提的下落。
这项任务由国保大队安排，他说自己去的时候没有暴露警察身份，也没有多想。九年里，他做过看守所的看守、押送车队的随车民警、一座被改成拘禁营的精神病院的安保，以及一个一千七百人村庄的村警。他一再强调自己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只是国家机器上的一枚小螺丝钉；他也说，自己在这套系统里受到的伤害不比维吾尔人少。主持人袁莉在节目开场就把这两件事分开：
面对上级时，他是一个受到控制、羞辱和惩罚的基层警察；面对维吾尔村民和被拘押者时，他又代表着国家权力。这两种处境可以同时存在，但不能互相抵消，更不能划上等号。
这篇文章要追问的，就是这条界线落在哪里：一个把命令执行到最后一步的人，负有什么责任。
从月薪一千八的数学老师到看守
张亚博在河南上蔡县的农村长到十九岁。据他回忆，七八岁时家里还没有电，点蜡烛，十岁左右才通上；夏天一到晚上就停电，因为城里要用电，农村的电不够用。2006年高考后，他响应扎根边疆的号召去新疆读专科。他记得那一届一千名考生里，他知道的只有两个人去了新疆。
2009年毕业后，他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一所农村小学教数学，月薪一千八百元。同一所学校、同样的工作，本地人一个月拿三千六到四千。他说校长常骂他，原因主要是他是外地来的、工资特别低。2014年11月，他考上自治区事业编，进了于田县看守所。他说自己那时觉得每个男孩心里都有一个警察梦，尤其是看到那身制服；入职工资两千八，亲戚为他骄傲。前半年他很满意。
于田县九成五以上的人口是维吾尔族，他说看守所里关的人也基本都是维吾尔族，汉族他只见过三个基督徒。罪名基本是危害国家安全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这一类，盗窃、重婚这样的普通案子很少。他的活是值班、看监控、发饭，以及给结案的人整理判决书和起诉书，做成送往监狱的投监档案；跟他搭班的维吾尔族同事负责把人提出来收集线索。审讯不属于他的部门，那是派出所和国保大队的事。
但审讯之后的身体检查是他的活。人送回监室之前，他要看有没有伤、有没有被打得很厉害，伤到内脏要做记录，因为一旦死人要追究责任。他记得自己看到的：“身上全是紫的，全是打得紫的，很恐怖。”他说自己没看见用什么打的，但打断的棍棒就放在那里。那时他对被关的人有一点点怜悯，同时又相信政府的说法：这些人是坏人，是分裂国家的恐怖分子。
2016年4月，他考行政编，同年11月到和田县公安局做正式民警。他说，考出去是因为想离开看守所，觉得到机关、警务室或者派出所会好一点，而在大规模收押之前，那些单位确实也不错。时间没有站在他这一边。2017年初，收押规模突然扩大，新警培训还没结束，所有人就被分回各县看守所。
一天上百人：押送、拘禁营与轻松的那份差事
他记得和田县看守所很快爆满。人从白天到晚上不停送来，一天上百人。那是个老看守所，关着一两千人，后来新建的比原来大两三倍，最多时三千到五千人，一个原本住十到十二人的监室塞进三十多个。他说关进来的都是维吾尔族人，男女老少都有；他不负责那里的档案，但知道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看暴恐音视频、准备实施恐怖活动这些。
2017年4月起，他大部分时间在出差，也就是押送。一辆车装三十五到四十人，戴手铐和头套，路上几乎不让上厕所，人在车里找个桶自己解决；一次出动八辆、十辆，也有三十辆、五十辆。他清楚记得最多的一次是三千人，从和田分送阿克苏、喀什、乌鲁木齐、伊犁和兵团的各处监狱。卡点把路封严，全程绿色通道，也不收费。2017、2018两年差不多两星期出一趟，远的一趟往返一个星期。他在车上的工作是发水发馕、用对讲机报车辆正常，到监狱把档案交给监狱的人。袁莉问他，当时有没有想过真有这么多人犯罪，他说当时没有想这些问题；他记得私下里汉族同事之间说过：抓这么多人，以后怎么办。
2017年11月，他被抽调到和田地区康复医院，那里距和田市二十公里，一栋楼，占地两个足球场大。他去之前是精神病院，一两百个病人，只有医生和护士，没有警察。他到之后，这里改成了他自己称为集中营的地方，社会上的人被大批送进来，由医生鉴定，原则是应收尽收，能收进来就收进来。原来真正的病人还留在里面。
他说后来送进来的人里确实有一部分没有精神疾病；每层楼配两个保安，天天在一起，一看就知道谁是装的。所有人都要领药。“有人把药吐掉了，他们发现了，给我上报了，我也不说什么。”他的职责是安保：看监控、巡逻，不让人跑出去，不让人打医生和护士。他说这是九年里相对轻松的一份工作，自己算是躲开了大规模收押最紧张的那几个月。到2018年8月他离开时，院内人数最高峰接近八九百到一千，还在陆续往里送，新盖的一栋楼准备收更多的人。
回到派出所以后，他睡不着觉。他说那个派出所二十四小时运转，人不断送进来，领导随时把他叫起来给人搜身，主要是搜身上有没有钱，腰带和鞋子交给家属带走。一个月后命令下来，让他去阿克苏沙雅县看着人摘棉花。他说那就是强迫劳动：约三千人从和田过去，全是维吾尔族，有名单，身份证在他手里；他的活是在卡点签字担保，跟着带队干部到地里看有没有人做礼拜、有没有人戴头巾。不愿意去的由村委会做思想工作，实在不去的，就送进当时的再教育营。他说2021年海外抵制新疆棉的时候，他能看到的只有外交部发言人的否认。
烧掉的档案与每周必须抓到的人
2019年12月，官方宣布拘禁营结业。他当时正在做结业档案：每个人在里面做过什么要有一份材料，存三十年、五十年，上级来查时能证明这个人毕业了。他说体制内的人都清楚解散是国际媒体施压的结果，他和汉族同事在宿舍做档案时就说过，这件事本来就是违法的，没有合法证据。
放出来的人一部分回到辖区，一部分被送进卫星工厂和鞋厂，一个月八九百元。他说那其实是另外一种关押方式，人并没有自由；原来的院子挂上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的牌子，里面学中文、学技术，在他看来只是更加隐蔽。
2020年初，他所在的小村开始大批烧档案。三年里的集中营材料、亲属信息，警务室和公安网上的记录，全部清理掉。他说当时到处是烟，不只他们一个村。烧完不到三个月或者半年，同一批人——宗教人士、判过刑的、出境违规的、进过集中营的——又要重新录一遍档案。让他做档案的是派出所，来清电脑的是保密组，两个部门谁也不让谁。他说自己为这件事成天骂人：材料还没做完，保密组进来把电脑清干净，反过来问他是谁让你做的。
他和同事想出各种办法保住自己的工作成果。警务室装两个硬盘，检查时切换，一开机什么都没有；后来检查的人反问，你电脑里什么都没有，天天在这儿睡觉吗；他们改成检查时锁门说人不在；到2021年，他在屋里留了两根线，一来检查就拔掉一根，全屋停电。做完的材料每周拷一次盘，盘藏在吊顶上,因为车和宿舍随时会被翻。新疆文件泄露之后，文件也不再印发，改成口头传达、抄笔记、开视频会议，抄完立刻销毁。
这些躲藏都是为了应付另一套要求。“每一个警务室每周要提供一条有价值的信息，必须导致有人被抓。”除此之外，整个派出所每月还有名额。他说自己那个派出所辖区有五六万人，是抓人最多的，每月必须完成三十到五十个。
到2021年，他回到曾经短暂待过的玉如什开村。一千七百人的村子里，他查到有三百一二十人曾在再教育营待过，一百二十多人在监狱服刑；原来的支部书记被开除，治保主任被判了刑。村里剩下老人和孩子，年轻人被安排进卫星工厂和鞋厂。每周一升国旗，每天晚上有中文课和思想教育课，有时凌晨两三点还在开会。他说没有人敢不去。
抓人的理由只能从旧事里翻。他说要看十年前、二十年前那些当时没查出来的事：谁蒙过面，谁和谁一起看过暴恐音视频，谁学过经讲过经，现在发现了就再送进监狱。日常行为同样可以变成线索：“日常生活不能做俯卧撑、锻炼身体，家里不能有哑铃，也会被认为有问题。”他说私自打篮球算，跑步、肌肉太大也算，村里有个人肌肉特别大，就要被问是不是锻炼身体了。上级还有一个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输入身份证号就能调出加油和用电记录；突然加满一箱油、家里用电突然变多，都会被推送到警务室核查。
他反复强调核查不是他的活，他只负责把信息报上去。这也是他在整场访谈里不断回到的位置：链条上有他，但每一段都可以说不是他。
进入维吾尔人家里的方式后来变得更委婉。结亲要求每个干部认三到五家维吾尔族亲戚，包户住户要求住进他们家里，顺便看有没有礼拜毯、宗教书籍、没打码的刀、洗手用的小水壶，房子和门上有没有清真式的标志。北京开会期间和七五、古尔邦节、肉孜节前后，每天都要去住。他说自己进门就关门玩手机、睡觉，什么都不看。但被检查的一方并不这样看待这件事：
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们早早地起来给我们做饭，我们不吃饭也不行，必须在他们家吃饭。其实我不想在他们家吃饭，因为他们早上要给你做饭，他做简单了，他们心情也不好，你看领导来了，我给你做的太简单了，他害怕我们说它是两面人。
2023年又下来一条新命令：每名民警每天要为村民做一件好事，拍照上传到专门的平台，写清几点几分为村民做了什么。他说大家什么都做过——指一指坏掉的电线，拿锄头在人家地里锄两下，把桌子从这头搬到那头，村民回头再搬回去。他自己兼着学校的法制副校长，就让学生放学后到村委会门口，他给他们剪头发。当时他没多想，觉得人民警察就是为人民；到德国之后有人向他提起，他才把这件事和监控联系起来，说做好事只是包装和宣传，实际目的是另一种监控手段。
盾牌放在头边：体制内的另一种监狱
问到他在这套权力结构里的位置，他说自己处在最底层。辅警不在这个序列里，出了事不担责任，大不了被开除回家；他是警务室民警，辖区出事先抓他，被判刑的民警很多。而在村子里，同一个人又是另一种身份：村民一般叫他村警，也有人叫领导。他有工资、有地位，办事方便——亮警官证不用交停车费，过检查站不查他的车，孩子在学校没人敢欺负。警务室门口有一小片菜地，他花钱买菜苗，让辅警叫附近的村民来帮着种。他说这不是强迫劳动，是帮忙。
袁莉问他，如果同事几乎人人都讨厌这份工作，这套系统为什么还能一天一天运转下去。他说第一是钱：五险一金、看病报销、住房公积金，而当地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两三千；第二是家人都在那里，你敢动，家里人就要被株连三代、五代。然后他说了这么一句：
神经病和勇敢的人很近。要么是个神经病，要么就是个勇敢的人。
他说所有人都说他是神经病：妻子、最亲的亲人、朋友、同事都这么说；公安去他家审查他母亲时，母亲问像他这样的人多不多，那名警察说新疆就一个，脑子有问题。到了德国，别人说他是勇敢的人。
惩罚也在同一套系统里。2021年12月的一天，领导用对讲机点名，他一分钟没接，辅警替他答了。派出所一名副所长开着警车把他带走，他坐在后排，说和押解犯人没有任何区别。到了派出所，他刚披上的外套被要求脱掉，只剩一件秋衣，被送到卡点值班三天三夜，高清摄像头对着他，每五到十分钟点一次名。他说这件事对他冲击最大：他是警察，没有任何法律手续，起因只是对讲机没接。袁莉问他有没有跟他们说，他说连吭一口气都不敢。交不出线索也一样，会被禁闭在派出所的监控室里，二十四小时不许离开，饭送进来，上厕所要打报告、十分钟内回。
一级战备的日子更极端。他说重大会议、七五和国庆节前后就是一级战备：二十四小时待命，不准离开辖区，家在五百米外也不能回，随时吹哨，一分钟集合，晚了就是处分、扣年终奖、全系统通报。睡觉不脱衣服，盾牌放在头边，辅警拿警棍，另一个人拿钢叉。
你知道我在警务室怎么做饭吗？一级战备的时候，也不敢让辅警带，做饭的时候不停的往门口看一下，不停的看一下，如果有事儿，那个锅赶紧拔掉，饭都没做好就赶紧去集合，天天的被折磨的你根本就没有好日子过。
九年在他家里留下的痕迹很清楚：九年没有一次在家过春节，2017年回过一趟老家，此后八年没见过父母。他说父母认为这个儿子不孝顺，后来干脆断了联系；他到德国十天后公安找到母亲，母亲才知道他辞职跑到了国外。和妻子的关系从2017、2018年开始变差，2019年最差，疫情三年有时三个月才见一面。他说自己统计过，基层民警一半以上的家庭破裂——这是他的估算，无法核实。
2022年的隔离是他说得最重的一段。他说村里几乎所有人都要去隔离，标准不是阳性还是阴性，而是有没有隔离过，没隔离过的就要隔离。他没有亲自去看过隔离点，只看过视频：学校教室改成的大房间，地上没有床，晚上没有暖气。附近村一名女辅警告诉他，她家五个人不分男女老少住在一个房间，没有卫生间，只有一个塑料袋。他说听到这些对他冲击特别大，觉得这不是人干的事情。当袁莉问他，隔离的处境是不是比押送人去再教育营更让他难过，他的回答划出了这场访谈里最难处理的一条界线：
新冠疫情要比那个更痛苦，因为这个牵涉我自己。
他说那段时间他想过死。2023年9月23日，他以母亲生病为由请了两个星期假，把宿舍的被子和衣服照原样摆好，开车走了，再没回头。两天后他到广州学英语，本来打算靠留学出去；至于申请政治庇护，他说自己连看都不敢看。2023年11月，别人教他翻墙。他第一个搜的是新疆，一半这样说，一半那样说，看得他头疼、晚上睡不着。乌鲁木齐大火他当时只在一个内地朋友的朋友圈里看到一眼就被删了，白纸运动是他离职以后在视频网站上才知道的。他说单位并没有放开他：签了保密协议，有一年脱密期，每一两周就有电话问他在哪里、在做什么，还要他发定位和照片，他每次都紧张，怕对方发现他的思想变了。
信仰的线索更早。他说2017年孩子六岁那年，他就想要找一个信仰，去清真寺检查的时候觉得那里很安静。伊斯兰教首先被排除,当地人都不能信,古兰经看了就会被抓走。他偷偷看圣经，买过一本圣经故事念给孩子听。2023年10月2日，还没辞职的他去广州圣心大教堂门口看了一眼，人太多，怕被抓，没敢进。2024年四月底他开始上慕道班，每周六一次，一次没缺。2025年4月受洗以后，他说是圣经里关于为弱小者、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声的话改变了他的打算。他签的是法国签证，原本打算到法国申报难民，到德国后想到的却是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在新疆时，他和同事把世维会当作暴恐组织，知道主席多里坤·艾沙是国际刑警通缉的人，看到这个人会有点害怕；翻墙以后他看到多里坤·艾沙说新疆就是一座监狱，说自己没有枪也没有炮，怎么会是暴恐分子。他说这句话改变了他。
他找到世维会大约半个月后，新疆那边知道了。据他描述，家人、朋友和亲戚被带走长时间询问，被要求切断和他的一切联系，有人到河南把他父亲带走，关在宾馆二十四小时后放出来。这是他单方面的陈述，涉及公安机关的严重行为，无法独立核实。他说这些人此前对他的计划一无所知，连他妻子也不知道。
他愿意接受审判，却说罪在选错职业
问到有没有人因为他做的事受到伤害，他给出的是一个机械的比喻：
如果这是一个车，我只是这个车里面一个灯或者一个座子，或者这个车的外壳而已。这个真正的发动机已经做好了，最核心的东西做好了，我只是那个壳，其实有我没有都无所谓。我就是一个打杂的，一个打扫卫生的。
他还有一个更完整的说法。这条流水线分五步：收集信息、抓人、审讯、法院检察院判决，最后才交到他手上；前面的流程他多多少少都看到了，也确实参与过，但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他把自己保护过的人一一列出来：在看守所私自把被押者的手脚镣铐解掉，为此差点被所长开除；押送路上让身上带钱的人吃一顿拉面、抓饭或者烤包子；为做俯卧撑的学生写保证书；为一个妻子被判刑、独自带着三个孩子的男人写保证书，请求不要把他抓走。他说这就是他能做到的全部,监狱的钥匙他并没有。
袁莉不接受这个位置。她提醒他，他反复说自己只是一个看守、工作就是看大门，而二战之后受审的一些纳粹集中营看守说的是一模一样的话。他说他不知道这件事。她也告诉他，网上有维吾尔人发过希特勒时期的图片，说他参与了这样的政策，应该受到审判。他说自己当时很恼火：他出来说了真话反倒要被审判，那以后谁还敢出来说真话。但他接着改了口：
也对，也要面对审判，你做了这件事情，你都应该面对审判。我这样认为。你至于法律对我怎么处理，我都会去面对的。
他愿意接受审判，理由却不是他认定自己有罪。他说人人都有罪，而他的罪是另一件事：“我不应该来新疆，这就是我的罪。我不应该去当警察。”袁莉追问，他的罪恶就是做了一个错误的职业选择吗？他说是，并且补了一句：在这个职业选择里面，他并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他还说，正因为自己没有施加酷刑、没有打死过人，他才敢在德国申请难民身份。
同一场访谈里，他也把几道门关上。被问到国际社会认定的种族清洗，他说自己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也不具有回答这个问题的权利，因为问题太大了。被问到这是不是针对一个民族的系统性迫害，他先说汉族人也受迫害，又说维吾尔人显得受迫害是因为人口比例大：一百个人里九十个是维吾尔族。袁莉指出，他不会因为自己是汉族而被迫害，而维吾尔人只因为是维吾尔人就不能打篮球、不能健身、不能信自己的教。他承认了一半：确实有些方面比他们好一点，但这方面比他们好，并不代表别的方面比他们好。
他最坚持的，是自己的伤害也应该被看见：
他们在集中营、监狱强迫劳动，那为什么不问一下我们基层干部呢？我们也受到了伤害。
节目最后，袁莉告诉他，她意识到他还在一个过程之中，他同意这个说法。她在结语里写道，自己仍然无法确定他为什么如此坚持自己无辜，也说他的盲点很真实、很顽固，但这并不减损他证词的价值。她转述了三种回应：研究新疆的学者郑国恩认为，张亚博提供了过去主要只能从政府文件、官方报道和幸存者证词中推断的基层现实；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教授Björn Alpermann认为，对一个职级很低的警察来说，离开中国并公开发声本身就是不同寻常的反抗；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海玉尔·库尔班说，与其急着问他有罪还是无罪，不如先问他负有什么责任。
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人替他回答。2021年12月的那家贵州烤肉店里，他劝阿布来提不用害怕；几个小时后在和田机场，接手的人对他说，任务完成了，你可以走了。阿布来提从此没有消息，而在张亚博自己的账本上，他做过的最错的事，仍然是十九岁那年去了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