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明白播客第2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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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播客第223期《高铁、AI与中国世纪：中华灯塔派在向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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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卡上学的时候，查建英碰到一堆欧洲左派学生，他们老跟她掰扯文革。她插过一年队，据她回忆，那一年整天窝着腰在水田里插秧，是队里女生工分最高的，干得连例假都不来了。可是这些学生一听说插队，就有一种非常浪漫的想象，觉得那是一种多么好的教育模式。她说，自己反而没有了发言权。
在不明白播客第223期里，主持人袁莉和写过《China Pop》的查建英给这种经验找了一个当代的名字：中华灯塔派。名字是新的，向往是旧的，只是《红星照耀中国》和韩素音的畅销书换成了高铁、DeepSeek和网红演示出来的安全。这场谈话追问的不是西方人为什么喜欢中国，而是：当一批西方观察者把中国当成人类文明的方向，他们看的是中国，还是自己国家的失望？两人都说，这不是一场左右之争。
灯塔派不是新物种
这个说法，查建英说她第一次是从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那里听到的。她记得当时正跟对方吐槽某个人怎么变成这样，对方说，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中华灯塔派。有了这个词，她在周围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里发现了雨后春笋一样多的同类。但她不认为它新：“其实一点不新。”
袁莉把线拉回2010年前后：那时李世默（Eric Li）整天吹中共如何择优选拔干部、中国模式如何优越，查建英说，那批人是在赫芬顿邮报和TED这样的国际舞台上用英文讲的。
再往前的一层是袁莉提出来的：要不要回溯到斯诺？查建英说她还真没回到那么远，本来只打算回到四九年以后，比如韩素音；经这么一提，她说斯诺可不是中华灯塔派吗，《红星照耀中国》真是绝对的鼻祖。至于韩素音，据她听说，那些书当时在西方很畅销，据说她本人很有范儿，用英文写了很多把中国写得特别美好的畅销书。她自己那时候没有书可看，人在灯塔下头，灯下黑，只能读红宝书；洋人左派到了中国，倒发现这里是人类的灯塔。
同一时期也有反例。查建英提到白杰明的老师李克曼（笔名Simon Leys）：文革期间，他在西方第一个说毛统治下的中国有多糟糕。袁莉补的是另一种诚实：林培瑞年轻时无比左，跑到中国，听说除四害之后苍蝇老鼠都没有了，却看到了一只苍蝇；官方说中国无比平等，他坐软卧却发现车厢里都是干部。查建英说，林培瑞的诚实在于他写出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承认当年天真、有过误判。
她真正指责的是另一批人：文革真相出来、中国的门也打开之后仍然不认账。这一点上她说得很重：“让他成名的是这么一套东西，后来他的名和利、整个的形象已经跟这个挂上了，他是不能推掉的，不能撕破这个的，这种人就不光是伪君子了，比这个还差，就是个懦夫！”两人也没把名单写成整块：萨特一类人始终没有认账，纪德据说认了。
是蠢，是坏，还是流量
叙事翻转得很快。袁莉说，这些人前几年还有共识：清零搞得很糟，2023、2024年中国经济很不好；2025年一个DeepSeek出来，整个叙事就变掉了。变过去之后有人开始说中国死的人少，查建英反问中国哪有真实的数据统计；袁莉说，最后放开的时候殡仪馆都排不上队，政府不公开数据，不等于事情不存在。
查建英给了两种常见解释：要不然是蠢，要不然是坏。据她听说，亚当·图兹（Adam Tooze）去中国坐了几趟高铁，被到处的大桥和基建震住。她随即把判断限定住：“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种人主要是傻，还不能说他们就是坏。如果谁一直利用这个赚钱发财，证明是错的，而且他也知道、看到了另外一面，他还不承认，而且还在继续的，那是真是坏。但是可能这个时间还不够长，疫情才几年啊。等着瞧吧。”
袁莉不同意把责任全部交给傻。她说年轻网红这么讲是因为知道有流量；她这一年更在意另一批人：一些被认为体面、主流甚至很有名的人也这么说话，为的是赶时髦、有人听。她曾经说“这些话都要记下来，以后甩到他们脸上”，又给这句话加了注：那是她最生气的时候说的。查建英接着说：“现在都是一袭华丽的长袍，哪儿看得到底下都是虱子？”
被绕过的常识
袁莉的不满在方法上。她举的是自己报道里的常识——消费连续多个季度下降，年轻人躺平，而最大的问题房地产还没有解决。她提到项飙把中国人称作蜂鸟，接着自己往下说：“中国人是最不要躺平的，读书都读的那么辛苦，躺平从投资回报来说都是不值得的。”她也留下了另一面：中国有很多企业家和工程师非常厉害、非常敬业，但这只是一小部分。
让她受不了的是专业人士：一位双方都认识的经济学家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播客之一上讲中国模式，她把那套说法复述成一句：“政府就是VC，政府到处投资，投资完了就可以死一些没关系，总会做出一些来。”她的反驳是，政府投资的浪费程度巨大，今天的困难恰恰来自基建投得太多：路已经修完，能修高铁的地方也没了。“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些中华灯塔派是不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常识来看中国的，这是我受不了他们的地方。”
查建英给了两种可能的动机，并且没有替这位经济学家选定：一种是意识形态，认为这种体制好像先进；另一种是真的可以获利——华尔街这么多年为中国做游说的资本是最大的，那些人不是不懂中国，是利益在那里。她也替图兹撇开一条：网红和年轻人多是搞人文的，图兹不在此列。
袁莉随后举了几件她认为方向相反的事，都是她在节目里的陈述，本文无法独立核实。据她说，Facebook收购的人工智能公司Manus，两名创始人先是被边控，随后中央说这个交易不行；钱已经付了、团队也都到Meta上了班，现在东西还得回中国。她又引彭博的报道说，2025年从中国跑出去的钱有一万亿美元，是彭博200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节目没有交代口径；这两件事在她的论证里通向一个反问：如果一切欣欣向荣，钱为什么要走？
谁替中国人决定了他们要什么
袁莉说，那些年轻网红她挺能理解：他们去中国，看到美国确实没有的高铁，路都非常平整。她不接受的是紧接着那个演示——网红把包和电脑放在这儿，出去一趟，回来还在。她说他们没有说这是因为有很多摄像头，却用这个来说中国是一个多么安全的地方。
查建英讲了一个听来的例子：一个大网红回来完全替中国说话，为的是反驳那些把中国说得一塌糊涂的鹰派；直到在天安门广场直播时突然出来几个便衣，他才意识到摄像头的存在，而他后来仍然说，那只是在北京。
更难接受的是替中国人做决定。袁莉说前两周有人上了比尔·马尔（Bill Maher）的脱口秀，说中国人不想要自由，想要的东西和美国人不一样——她说幸好马尔反驳了他。她想甩回去一个问题：中国政府花在国内安全上的钱比军费开支还要大，如果人民不想要自由，何必花那么多钱去监督控制人民？这是她的论证，节目没有给出口径。她的对照更直接：“中国人想要的东西和美国人是一模一样的。中国人想要钱、想要房子。”
查建英把这套说法翻到底色。她说这底下就是一种racism，就是种族主义，并替它说出了没有说出口的部分：
你们是一个低等人种。自由是一个多么高级的东西。你们想要安全，想被控制，因为你们比较弱，无法自治，你们的聪明都表现在挣钱或者别的什么方面。但是你们是不配要自由。
她自己也说了重话：“我很不愿意说这种话，但是这种人真的就欠住在中国。”
袁莉举的是米沃什：他五十年代流亡法国写《被禁锢的心灵》，在法国非常受争议，只有加缪支持他——凭什么认为自己比一个从社会主义阵营里跑出来的人更了解那个阵营？她说，这和查建英当年那些欧洲同学是一样一样的。查建英的回应是：“傲慢与偏见。实际上是一样的。”
她随后讲了一个反面：她在布达佩斯看的一个展览讲1956年被镇压的匈牙利起义，里面有一块加缪展板。她只记得大意——那些在街上拿枪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虽然失败了，却是在为远方那些不愿意看见这一切的人争取自由。她的结论是：“这些人就是现在西方这些中华灯塔派的反面。”
不是左右之争，是惰性
袁莉预判了一种反应：有人会问查建英是不是很右。她说这不是左还是右，是关于事实；而有些人跑到中国去看着中国的月亮更圆，动力其实是对自己社会的失望。查建英同意，也把这句话用在自己这一边：中共是一个极左的政党起来的，任何人在它右边都算右派，但她同样警惕那种惯性的右。“它不是一个左右的问题，它是一个尊重事实的问题。”她相信八个字，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有事实的底子，也不能老守着自己那点老黄历。
她举的例子是老朋友：八十年代他们都自认为自由派，现在很多人自称保守主义者，反过来说她在纽约被带坏了；而在她看来，对面同样僵化——只要是以色列就一定对，只要是巴勒斯坦、穆斯林就一定是左。
袁莉说自己每到一个地方都去犹太人博物馆，无法不共情，中国人心里的很多创伤和这些有共鸣；同时她也看到以色列在内塔尼亚胡领导下变成了什么样，还问过去两三年死掉那么多巴勒斯坦人，真的就应该死吗。
查建英说犹太人内部同样分裂：她见过大屠杀后代里的知识分子悲痛欲绝地说，我们在干着当年纳粹对我们自己干的事情。她反对的不是某一方，而是不许讨论：现在变成不喊三句打倒哈马斯就不要张口说话——谁不知道哈马斯是什么东西，问题是我们不是三岁小孩。“任何一个民族，一个经历了悲剧的民族，一个曾经是一个受害群体的民族，他都是在变化的，他可能有一天变成施害者”。她认为这些都可以讨论。“所以我认为这不叫思维，这叫惰性。”
袁莉说中华灯塔派用的是同一种惰性：中共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左，左就是好。查建英补一句，逢左必反也一样，人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当年那种教师爷。
弯道超车与「中国世纪」
最后的张力来自川普。袁莉说，她身边一些非常讨厌习近平、整天骂中共的人，这两年恨川普超过恨习近平；他们不是灯塔派，却觉得有了川普的映照，习近平是更好的领导人。查建英说她能理解，但理由不是中国变好了。
她的理由是体量与性质：美国是巨人，是唯一一个大号的移民国家，“世界上没有其他一个国家——而且是这么大号的国家——立国是based on the idea。”在她看来，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科技上都还是学生，看到大哥突然变成这样、觉得还不如自己，是可以理解的。她也区分两种破坏：习近平主要害中国人，现在才稍微开始影响外面；川普破坏的是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她同时说船大难调头，这个钟摆走到这里也是一个反弹，要给它时间。
袁莉把话推到「中国世纪」。查建英的回答分成两半，她自己说这话会让父老乡亲骂她：
如果现在真的是中国世纪，如果中国真的取代了美国，代表了世界的方向和文明，那是全人类文明的不幸。我把话搁这儿。但是我还要说一句，我不相信，对，甭想。
她把不相信归到制度，说自己有点制度决定论：这个制度走不出来。袁莉的理由是规律：一个年轻人没有希望、找不到工作的国家不可能称霸；权力一旦不受控制，领导人就会做出极端而愚蠢的决定，不用外力也会自己把自己打败。
竞争的焦点已经换成AI。袁莉的问题是：一个把AI创始人边控、不让人才自由出入的国家，真正有才华、有创造力的人愿不愿意留在这里做事？她也说没听到中国的AI创始人谈这项技术的潜在危害。查建英说得更重：“中国永远在毁灭自己，中国不缺天才，不缺优秀的头脑，但他死在这个土地上。它好像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她说它的格局太小、抠抠搜搜，好不容易出了一个DeepSeek，就用大队书记的脑袋想着“千万不能把这几个秀才放出村儿去”。
她也不接受灯塔派最喜欢的那个说法。“不用走直路，直路多慢，好像它可以跨越某些阶段，殊不知有些阶段是不能跨过去的，跨过去早晚要翻车。”她认为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弯道超车：最有原创性的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此后总在重复前人、总要趋同。技术可以快，科学不行：科学要很慢很长、没有立竿见影的投入，而“花了钱，一笼包子马上就到了”。
节目最后，袁莉提到川普访华时习近平掏出小本子，说的话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复了很多，年轻人在Threads上写：“今天川普和我上了同一堂习概课。”她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创造力。查建英则要区分「中国人」和「中国人民」：「人民」的纽扣已经被一个君王扣上了；她还想起一句她记得是习近平语录的话，要注意扣好人生的第一颗纽扣。她的最后一句话把这颗纽扣交回给向往中国的人：“我希望中华灯塔派都去让习近平亲手扣他的纽扣，无比的荣光啊，他们都是正能量。”